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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 公共建筑何处补牢公共建筑何处补牢 《财经》记者 张映光 陈中小路 杨彬彬 实习记者 韩薇
汶川大地震不幸扮演了一个最公正的“监理”角色，为中国建筑行业特别是公共工程建筑敲响了警钟 6月8日 只有爱才能创造奇迹只有爱才能创造奇迹
作者：戴维 编辑：先见策划和知识银行和戴维评论 先见策划http://foresight.blog.sohu.com, http://foresight.spaces.live.com, 知识银行http://knowledgebank.blog.163.com, http://knowledgebank.spaces.live.com, 戴维评论http://davidsun.chinavalue.net,
5.12 中国人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天， 14:28 这一刻 山崩地裂， 千万栋房屋倒塌， 上千万人危在旦夕；
因为爱， 此刻人命大于天， 灾难变成命令， 时间成就生命；
为了爱 为了拯救灾民， 中国政府发出庄严承诺： 只要有一线希望， 就要付出百倍努力， 去抢救灾民， 温总理地震爆发两小时就赶赴灾区， 并身先士卒亲临灾区最前沿；
为了爱 为了拯救千万同胞， 面对地动山摇， 面对道路塌方， 十几万军队官兵、医护人员、工程抢修队伍， 日夜行程翻山跃岭奔赴灾区奔向灾民；
为了爱， 为了拯救同胞生命， 上百万志愿者 乘飞机、坐火车、自驾车从全国各地冲进灾区； 不顾余震频发、 无视滚石袭击；
为了爱 为了多救一命， 数千万中国人， 排长队挽起袖急切献血， 直到全国血库储存不下 也不愿离去； 无数捐款人多次慷慨解囊 却不愿留下真名； 多少退休老人捐出毕生积蓄， 还感叹自己力不从心；
为了爱， 为了拯救学生， 人民教师张开双臂死死保护学生， 用自己生命换来学生获救；
为了爱， 为了拯救同学， 刚刚逃出坍塌校舍的孩子 冲击废墟去抢救同学生命；
为了爱， 为了父老乡亲， 无数灾区官员 放弃拯救自己家人的时间机会， 转而投身抢救乡亲生命；
为了爱 为了灾民， 艰难开进灾区的救灾官兵和救护人员 将自己的帐篷和干粮让给了当地灾民；
为了爱， 为了数千游客生命， 当地受难居民放弃拯救家人乡亲的最佳时间， 率先救助游客生命；
为了爱， 为了多救一命， 无数出租汽车和货车司机 冒着余震飞石和塌方道路 日夜不停义无返顾运送救援物质和灾民；
为了爱， 为了难民同胞， 媒体记者放下采访变成救援人员；
为了爱， 为了拯救人类生命， 多国救援人员义务赶赴中国灾区；
为了爱， 为了受难同胞， 13亿中国人 30年来第一次空前大团结，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捐款、捐物、献血、 救援物资源源不断 24小时不停从空中陆地运往灾区， 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为了爱， 也只有爱才能创造奇迹， 有了几十万军队官兵、医护人员和工程抢修人员奋勇救助， 有了上百万志愿者无私营救， 几百万受困灾民从废墟、深山、孤岛中被成功救出， 几十万受伤灾民得到全力救治， 上千万灾民获得及时安置， 虽然72小时黄金救命时间已经过去， 每时每刻仍然有被埋伤员被成功救出救活， 80小时、90小时、100小时过去------ 直到196小时过去， 又有两名矿工被埋196小时后成功救出，
因为地震灾难， 为了救灾救命， 中国人团结起来，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然 灾难不可能兴邦， 千年历史早已告知： 多难往往带来多重灾难和朝代更替；
只有爱可以创造奇迹， 只有爱才能兴邦， 只有爱才能富民强国， 因为爱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和原始动力， 失去爱人类就失去一切， 拥有爱人类可以战胜一切， 可以创造奇迹；
假如没有政府对灾民的热爱， 假如没有几十万救援人员对同胞兄妹生命热爱， 假如没有13亿中国人的爱心， 5.12地震灾民的结局会如何？
我们进一步推测： 假如未来中国， 能够继续保持救灾救人时一半的爱心和热情， 不出10年 中国便可成为全球最伟大国家， 13亿中国人就可成为全球最富裕最幸福人群；
经历这场大灾大难， 中国再次向世界证明： 中国人民是全球最伟大的人民， 因为我们拥有吃苦耐劳、善良友爱、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品质， 人民解放军是全球最伟大的军队， 因为他们可以为人民为国家牺牲自己；
如何让这种善良博爱得到长久维持？ 如何让中国社会充满善良和博爱？ 需要政府官员深刻反思和检讨自己， 需要富豪认真反思和悔过自己；
假如我们的房屋建设能够保证质量， 有多少房屋可以避免倒塌？ 有多少人可以生还？ 假如我们的地震专家能够尽心尽责， 有多少人可以避免灾难？
假如中国官场能够少点贪污受贿， 中国人民可以拥有多少坚固住房？ 假如中国商场少点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违法行为， 中国人可以早多少年看得起病、上得起学、住得起房、养得起老？
经历生死国难， 我们的官员和富豪能否觉醒？ 生命重于天地！ 善良和爱心高于金钱和地位！
多难不可能兴邦， 惟有爱心才是富民强国之道！
先见策划http://foresight.blog.sohu.com, http://foresight.spaces.live.com, 知识银行http://knowledgebank.blog.163.com, http://knowledgebank.spaces.live.com, 戴维评论http://davidsun.chinavalue.net,
2008年6月8日星期日 5月7日 专家: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 如何制约成关键专家: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 如何制约成关键 江涌 来源：瞭望
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华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应实施有效制约。 透过现象认识利害关系
借鉴国际经验制约境外利益集团 5月6日 “变暖”的机会“变暖”的机会 作者：张火亘 出处：《长江》 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的技术和产业的浪潮将超过10年前的互联网，但是，政策上的风吹草动也使环保产业充满不确定性
“在未来15年内，避免或缓和气候变化所带来负面影响的成本估计为全球经济产量的1%，即投资额高达1000亿欧元。”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 斯特恩（Nicholas Stern）在他著名的“斯特恩报告”做出上述预测。
虽然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去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致辞：“气候变暖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但事实上，斯特恩告诉我们，气候变暖无疑也是一个经济问题。
据说中文“危机”是戈尔常常用来解释人类在全球变暖中面临的处境的词汇。戈尔说：“在中国人看来，危机同时意味着危险和机会。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而同时也会因此产生新的生机。”戈尔相信，环境保护意味着人类去寻找新的能源、新的科技和新的生活方式。
是的，寻找行动在中国已经开始了……
资金蜂拥而至
“2005年到2020年，中国能源总投资将达到18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环保的投资将达到7万亿元，平均每年节能环保的投资规模为3000亿-4000亿元。”这是美国能源基金会给出的投资报告。该报告说明了一个问题：全球变暖必将为相关产业带来充裕的资金。事实也正是如此。
早在2007年3月，荷兰银行在中国推出首款挂钩于IPOX（首次公开发行）指数篮子挂钩结构性存款后，4月又在中国推出其首创的“荷银气候变化与环境指数”理财产品，专门追踪从事解决气候变化及环境问题相关业务的上市公司表现。该指数每半年根据各分支行业的市值变动做出调整，以充分反映其实际增长情况。
目前该指数的首批成分股是30家在欧洲及美国上市的公司，分别涉及废物处理、水资源、生物乙醇、太阳能、风力能源、替代能源等领域，总市值达2598亿欧元。这个全新的产品也是为中国投资者提供的又一创新的投资工具。
2007年11月，汇丰银行也筛选出50家公司股票组成“汇丰气候变化指数”，投资环保产业和相关能源产业，涵盖19个主题以及三大行业(低碳能源生产、能源效益和管理以及水源、废物与污染控制)。该基准指数旨在反映和追踪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获益的公司的股价，比如从事太阳能、风能的公司，生产节能汽车、循环再造水的企业。其中，涵盖了德国太阳能电池制造商Q-Cells AG，以及全球最大的环境服务企业法国威立雅环境集团（Veolia Environment）等。
汇丰和荷银的全球老对手：德意志银行也在中国推出了“德银DWS环球气候变化基金”，投资于应气候变化而具有创意和高利润的企业。
不仅仅是“环保主题基金”一时间炙手可热，比银行和证券市场投资人更为激动的，是风险投资商们。随着中国对节能环保的强调和一系列硬性政策的出台，国际风险投资也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的绿色产业，紧随中国发展趋势抓住商机。
去年4月，有风投教父之称的约翰·多尔正式带领老牌风险投资KPCB进入中国。这位曾经投资过Google、亚马逊、网景等美国知名网络公司的投资人，明确表示，绿色环保和清洁能源是他最近的投资目标所在。
投行巨头们已然也在行动。有消息称，高盛如今在清洁能源行业的投入已达10亿美元，从风力发电企业到乙醇生产企业，都有涉猎；摩根大通公司也已投资了17个风力发电厂，并希望以最快的速度进军太阳能和地热发电厂；“股神”巴菲特经营的哈萨威公司投资了3.85亿美元用于风力发电厂的建设。
去年8月，在新风险投资中国项目论坛中，亚洲可持续发展投资协会执行董事Melissa Brown预测说，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的技术和产业的浪潮将超过10年前的互联网。
环保产业在哪里 在投资机构狂蜂浪蝶般地追逐中，像清洁汽车、新能源、生物燃料、污水处理等众多环保节能型企业，也纷纷蠢蠢欲动。 新风险投资项目是中国目前唯一促进可持续发展领域投资的公益项目，其中国区项目总监叶维佳在接受《长江》采访时认为，任何一种产品或一种技术只要对环境有帮助，对自然资源的节省有帮助，包括节能节水、可再生能源、清洁生产技术、生态农林牧业以及循环经济等，都可以成为绿色投资的选择。 他分析了几个行业在可持续发展前提下的提升空间。以中国建筑能耗为例，建筑能耗占到全国能耗的27%—30%，而中国的建筑能源使用效率仅仅是欧洲国家的一半。“这个领域的提升潜力巨大，具备系统集成能力的建筑节能企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长江商学院EMBA二期学员李博峰对建筑节能也有自己的理解。目前他正在筹备一个主营太阳能热水器的公司。据了解，在建筑中安装这样的热水器将会解决建筑低能耗和外观设计总是矛盾的困扰。他告诉《长江》，希望自己的产业“能海量地从太阳中下载能源”，并让“环保热水”源源不断。 叶维佳认为污水处理也将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中国目前有超过一半的污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入到江河中。“排污巨大的压力，为清洁生产技术、治理污染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叶维佳说。 上海广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就是一家污水处理公司。该公司董事长姜州是长江商学院EMBA五期学员，目前全国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中，有1/3是广通的客户。“现在我们自行开发的节能控制技术得到全球施政和工业废水服务业排名第一法国威立雅公司的认可，现在正在洽谈下一步的合作。” 在接受《长江》采访时，姜州认为全球变暖使得政府节能减排的政策力度更为加大，这时候上海广通如果能抓住机遇，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目前，上海广通正在研发新技术，以争取在污水处理的过程中降低能耗，寻找更多的利润空间。 “世界无需在避免气候变化和促进增长和发展之间做出选择，能源科技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已经创造了一个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获得经济增长的机会。而忽略气候变化最终将损害经济增长。”这是斯特恩在2006年对人们的提醒，我们将来的付出的代价是更高或更低，就取决于效率取得进展的程度，共同利益的多少。 降低了空气污染，改革创新了低碳技术，充分利用了和降低排放相关的经济工具，付出的代价就会相对较低；反之，代价就会更高。因此，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越快越好。这样的行动也将会带来“可观的”商业机会。
绿色科技的追问 全球变暖使得绿色环保产业得到无数追捧，但是对于这个新能源、新技术的质疑也在随之增多。 今年年初，美国沃顿商学院举办了沃顿能源大会，专家们在会议中对可再生能源、石油和天然气、能源金融和电力等领域进行了专题研讨。沃顿商学院的报告指出：多数能源专家认为，全球变暖问题是严峻的威胁，而绿色科技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但在目前这个阶段，包括投资人在内，众多相关人士都发现难以区分绿色科技所能带来的利益究竟是事实还是过于夸张。 实际上，绿色科技中的大部分均尚未得到验证，但其市价已因获得资金而急剧上升，如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的股票在过去12个月内回报率近600%。风险投资人热切地向那些标榜自己为“清洁科技”或再生能源的新创公司注入资金。这种投入似乎并不足够理智。 新能源金融公司（New Energy Finance）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利布瑞查（Michael Liebreich）在能源大会中发言：“所有国家的不同部门之间一共向清洁能源注入了1000亿美元的资金。因而资产价值出现了巨大的上升，但这源自于流动性，而非基本面。若采用资本的恐惧和贪婪的均衡理论进行分析，我们肯定是在贪婪的这个阶段。” 美国《商业周刊》杂志也提出了同样的顾虑，因为要跟踪如此多样化的投资组合通常需要拥有能源、技术和国际市场领域的多种专业知识。与此同时，政府监管政策的转向也会对投资收益产生影响。 2007年，美国的法律制定部门讨论了一项能源议案，其中就传出了能源优惠政策将被取消的消息，但是也有传闻说能源优惠政策将扩大其覆盖面。这两种不同的消息使得这些绿色技术公司的前景十分模糊。 政策上的风吹草动，也使环保产业充满了不确定性。 事实上，在中国也是如此。国家发改委产业政策司结构处处长杨永新曾表示，2007年底，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7年本)》，就是根据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调控要求，重点考虑对产业结构升级有重要影响的条目进行调整。而目录一旦制定完成，国家有关部门将会提供综合性的优惠政策。这包括生产和消费环节上所给予的扶持，并在准入、审批、税收、信贷、出口政策等方面给予优惠。“但是由于涉及各部委，目前具体的扶持内容还没有最后确定。”杨永新认为，就算没有具体的优惠政策，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本身就是一种指导和鼓励。政策的硬性推动和大力支持，是环保节能产业大受关注和得到投资的重要原因。 政府政策已经提供了诸多优惠，投资公司也已经开展行动，节能产业也正努力开发新技术，那么，世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所指出的“有利经济增长的长期策略就是应对气候变化，它的进行可以不影响到任何国家的发展愿望”真的能实现么？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4月30日 关于经济政策的若干思考（中）关于经济政策的若干思考（中） 作者：卢麒元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18&articleId=8414 三、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生产力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提高。也就是说，中国全部净资产回报率ROE长期处于极低水平。与此同时，为了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就业压力，我们必须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维持GDP高速增长。于是，我们长期采取压低要素价格的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形成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国际资本带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如果不能转化为“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在制度扭曲的前提下，必然成为国际资本与官僚资本对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残酷剥夺。经济政策不可避免沦为剥夺的工具。经济发展的结果就自然成为经典的拉美模式。所谓拉美模式，就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形态，一旦达到极限，国际资本和本国资本就会退出，从而形成长期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治极权。拉美国家为了维持经济运行，只能接受带有附加条件的资本输入，从而丧失国民经济控制权。关于中国经济拉美化问题，沈思玮教授等经济学家有深入研究。 中国经济实际处于三大困境当中： 第一，制度困境。 为了以发展求稳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不可避免的选择速度优先的策略。 中国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是在内外压力下进行的，是一次被动的市场化过程（摸着石头过河）。制度与市场的匹配，始终处于滞后状态。速度优先的单边策略，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牺牲经济发展的质量。 由于制度优化是提高市场效率的必要条件。中国现存的制度性问题，成为中国生产力水平发展的首要制约条件。 中国的制度性问题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制度性歧视；制度性壁垒；制度性成本。 必须清醒地认识，拉美化的真正症结，是制度问题。与经济政策没有必然联系。经济政策只是现行制度的技术性延伸。不能深刻认识这一点，无从谈及思想解放；无从谈及深化改革；无从谈及宏观调控。 制度困境产生的深刻背景源于利益分配。依托于血统、阶级的经济利益占有逻辑，必然深刻的影响制度安排。 第二，速度困境。 中国的社会问题，本质上是充分就业问题。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就很难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无一例外需要投资拉动。吸引资本进入的唯一方式就是提供较高水平的资本利得。而资本利得的形成，只能依靠压低成本，也就是压低要素价格。这就变成以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自然资源，为国际消费者提供巨额补贴。这种牺牲国民福利和变卖资源的做法有极限性，不可长期持续。一旦超越极限，经济发展的速度必然下降，甚至陷入衰退。所谓比较经济优势的理论是非常可怕的观点。对此要保持高度警觉，并要有清醒的认识。 任何熟悉世界经济史的学者都会明白这个道理。不能简单夸大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因为，任何大国的崛起，就本质而言，都是一种质量发展。是ROE的提高，而绝对不是单纯GDP的提高。其中，无论是通过暴力方式，还是通过资本方式，都是以较低代价占据他国财富的过程。这在本质上就是资源占有，就是价值占有。经济发展的速度GDP可以很神奇，但是，对于全国净财富增长，对于国民福利的提高，没有太多实际的意义。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为中国经济的质量提升带来历史性机遇。如果能够不断地提高生产力水平，中国有机会由速度发展模式过渡到质量发展模式。 问题是，质量取决于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对此我们仍然缺乏认识，不够重视。 第三，政策困境。 在未充分市场化经济体系中，经济政策使用极为困难。困难表达为以下几个方面：政策制定者的利益导向；政策目标的错误定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政策执行的随意性；政策效果的时间性。 政策制定者并不必然维护市场理性和整体国民利益。例如，税收倾向于劳动所得，而回避资本利得。政策总是指向弱势的一方，例如穷人和环境。 政策目标常常具有短期的功利性。往往只是针对短期和表面的问题。例如，宏观调控不以经济运行质量为目的，而片面强调技术上的快和热；宏观调控不以资源合理配置为目的，而片面管制要素价格抑制通货膨胀。 政策工具在不完全市场环境中效果有限。在要素价格扭曲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将有限资本导向投机领域而非生产领域。例如，实质负利率和渐升式汇率政策，强迫社会资本进入不动产。 政策执行被管理部门异化为行政权力。例如，宏观调控政策，沦为价格管制，变成微观调控政策。所以，财政补贴对象可以是大企业，也可以是节能灯，甚至可以是老母猪。 政策效果的时间性，取决于政策出台的前置性。例如，在流动性导致资产价格疯狂上涨之前，及时抽紧流动性。而不是在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产生之后抽紧流动性。政策的后置性，一方面，加剧了市场波动；另一方面，导致生产性资金严重短缺。 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已经积累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尤其令人忧虑的是，我们对问题的实质仍然缺乏准确的、清醒的、足够的认识。 在对外部形势和内部状况均不能准确把握的情况下，盲目的政策调整，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经济后果。
4月28日 关于经济政策的若干思考（上）关于经济政策的若干思考（上） 作者：卢麒元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18&articleId=8415，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的基础。我们可以将这个基础定义为，稳定持续地提高生产力水平。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必须要有一个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我们必须在信息采集、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明确全球经济变化发展的趋势，从而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策略。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必须进行方法的优化。我们必须在方向上、路径上、方法上、时间上恰到好处，确实做到系统的、可控的、有效的实施经济管理。 一，关于经济政策选择的逻辑基础。 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深刻的指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 首先必须要正本清源。生产力的含义是什麽？可以确定地讲：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是一个营业额的概念。营业额的增加一般而言是好事。但是，GDP与生产力提高没有必然联系。贱卖资产就可以提高营业额，但是并不能提高生产力。一定的营业额增长速度，有利于增加就业，但是并不必然可以增加总国民福利。所以，以GDP为发展指标的国家经济发展策略，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那麽，什麽是生产力指标呢？应该是全部净资产回报率（Rate of Return on Common Stockholders 缩写ROE）。ROE又称股东权益报酬率。ROE的稳定持续增长，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稳步提高。也意味着国家竞争力的稳步提高。GDP的局限性在于，作为营业额指标，它无法真实表达财富的变动。一间商店，销售额（GDP）增加，成本费用也增加，不一定赚钱，甚至会赔钱。资产的价格重置和内部交易均表达为GDP增加，但是实际财富并未增加。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因素，GDP很难真实还原，常常会显示出迅速增长。这对经济政策会形成强烈的误导。 波特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抓住了要点：人力资源和资本。这两个要素是决定生产力的核心问题。这就是美国敢于放弃传统产业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就算拥有自然资源和传统产业，没有人力资源优势和资本优势，生产力水平是无法提高的。相反，GDP的增加只能是转移或输出财富。俄罗斯和中国就面临这样的困境。 政策选择的逻辑基础十分重要。逻辑基础错了，政策一定出现偏差。 发展是硬道理。硬道理不是GDP。而是ROE。当经济政策依据GDP进行长期战略部署时，国民经济必将陷入严重失衡。 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印证了中国经济政策选择的逻辑基础错误。 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必须由改变经济政策的逻辑基础开始。 二、关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 1，美国发展的思路。 英美的思想家们十分明确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美国始终不渝的高度重视“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从历史角度观察，英国和美国从来不将经济增长指标（GDP）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事实上，美国的ROE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接近20%）。中国的ROE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有趣的是，在1978年之前的二十几年中，中国的ROE水平并不低（估计在10%附近）。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人力资源”。人力就是人创造价值的能力，包括了智力和体力。其中，最根本的是智力。智力不是一般意义的聪明。就国家整体智力而言，意味着高素质移民流入、教育水平、信息技术、资讯流动速度等的总体能力。 美国不遗余力地发展资讯技术不是偶然的。科网股泡沫是一次伟大的实践。美国实际上已经牢牢掌握了“人力资源”载体。不仅如此，美国高度重视人口政策。酝酿多时的美国移民法案在2007年5月17日推出，它将成为美国41年历史上对移民体系最重要的修改。美国康乃尔大学兼职法学教授，移民问题专家斯蒂芬?耶尔-劳尔说：“这个移民法案是一个里程碑（landmark）式的协议”。新的移民政策，将加快吸收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人力资源），形成新的资本增加（无偿流入）。新移民政策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极为可怕，人才与资本的双流失，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衰退，阿根廷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中国必须反思30年来的人口政策和组织人事制度。中国不能长期无偿输出人力资源。“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是极其重要的经济政策。 美国的金融寡头清楚地知道“提高生产力的资本”的含义。换句话说，就是使资本进入高附加值产业。美国的金融资本以极快的速度发展，水银泻地般渗入到全球高附加值资产当中。中国的优质资产已经有相当大的比重为美国金融资本持有（应该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资本退出本国优质资产后，正在迅速转换成为贬值资产（美国国债）和低附加值资产（劣质股权）。中国必须认真吸取日本教训，当年日本投资者将“剩余资本”大规模投入低附加值不动产，如帝国大厦等，资本“不能提高生产力”，最终沉没。中国现在积累了规模巨大的“剩余资本”（1.65万亿美元），其去向值的高度关注。中国巨额“剩余资本”是源于僵化的汇率政策，是甚为滑稽的“剩余资本”。顺便提一句，美国启用鲁宾、保尔森等金融寡头管理国家经济，绝非偶然。 这里还需要解释一个概念：什麽是未来的高附加值产业？那就是能源革命带来的新型农业和新型工业。 很多人奇怪，美国财长保尔森先生为什麽如此高度重视环境问题。美国人已经将环境问题列入各种国际对话的首要问题。特别是中美战略对话的首要问题。美国将在各种国际立法中逐步推动建立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环境法案。保尔森等甚至推动建立“世界环境银行”。这将为美国由能源革命延伸出来的新型农业和新型工业奠定坚实的国际法基础。今后,企业的环保标准,产品的环保标准,将成为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环境问题，将会是继知识产权问题之后，美国人的另一只大棒。中国粗放型工业及其产品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例如，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汽车制造业，就将面临污染零排放的挑战。 美国最大的化学品公司杜邦公司已经成为提供种子等生物产品的生物工程公司；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公司通用公司，将成为全球主要的生物能源和太阳能设备供应商。已经牢牢占据科技制高点的美国资本，正在迅速占领新兴的高附加值产业。这当中也包括了中国的单晶硅和多晶硅等战略产业。 要注意这个趋势，在牢牢占领科技和法律制高点之后，美国将运用基因工程、纳米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高科技手段，重新恢复传统产业。 2，美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回到具体的经济政策层面。 美元不断的减息行为，导致美元汇率的贬值，导致全球资产和商品的重新定价。重新定价的含义，就是资本实现重新配置的过程。 请注意，自然资源开发和不动产的升值将会冻结和沉没次发达经济体系的资本。从而历史性的降低次发达经济体系对于“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的投入，从而无法提高全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彻底失去未来高附加产品的基本定价权，从而失去在本世纪内优先发展的权利。其中，房地产的高昂价格将大大提高劳动力生产成本，极大的沉没社会资本，降低经济体系的整体效率。 美国次级按揭风暴，本质上是美元资产价格的价值回归。次按风暴对美国经济影响有多大呢？一个人有63元钱，丢了0.7元，这到底有多严重呢？拥有63万亿美元资产的美国，承受7000亿美元的次按损失并无任何问题。相反，次按风暴引发金融资本重置，使非盈利性资产（包括国债）规模得到有效压缩，国民信贷消费规模将受到合理制约，资本将重新流入高附加值资产。就GDP而言，美国可能会有下滑（所谓的衰退），但是ROE将会继续提升。最迟不会超过18个月，美元将结束贬值周期，重拾上升轨道。事实上，美国人即不介意GDP，也不惧怕CPI，他们减息和注入流动性的目标指向，是顺利完成资本重新配置。 美元贬值将相对降低本土资产和人力资源价格，从而“发展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强化竞争优势。最终，美国将确保强美元的历史性地位。用不了多久，美国金融资本就开始新的一轮“抢粮、抢钱、抢地盘”。中国的优质资产仍将是美国金融资本掠食的重点。不存在美元崩溃的可能性。也不会出现替代性国际结算货币。 相对应，非美元货币（例如人民币）的升值，将相对提高资产与商品的价格，将极大地提高占有和交易的成本。使有限资本冻结和沉没（流动性紧缩）。形成经济停滞甚至衰退。投机性资本将会在未来18个月内，从高估值货币体系溢出，重新进入美元资产。 所以，美国经济在完成贬值过程后（18个月之内），将重新进入上升周期。欧洲和日本将长期处于缓慢增长过程。全球经济将会长期处于缓慢增长的过程。并不存在全球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3，中国的处境。 中国会在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影响下，开始资产和商品价格的重置。这一过程中，各种资源会大规模重新配置。经济发展速度会受到影响。不过，总体上讲，利大于弊。如果借此机遇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中国将迎来经济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当然，如果继续失衡和扭曲，中国经济将陷入滞胀的困境。 就短期而言，中国仍可保持低成本和大集群优势，中国的制造业地位不会受到严重威胁，无人可以替代。但是，中国的科技和管理进步的速度缓慢，无法冲抵汇率和成本上升带来的竞争力下降；中国总体管理水平低下，产业升级缓慢，也无法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构成实质性威胁。中国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序列。需要高度关注的是，当汇率和成本快速上升，与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同步的时候，会引发投机性资本溢出，可能会带来短期波动。中国要高度重视外汇管理问题。 非常令人忧虑的是中国资本和中国资产的流动问题。由于，中国金融体系错误判断中国资产的价值，我们仍然在将中国优质资产低价转让。由于，中国上市和未上市优质资产总额绝对值被严重低估（不超过5万亿美元），美国金融资本最多只需要2万亿美元，足以控制未来中国资本市场。以区区2万亿美元控制“世界工厂”，这当然是美国梦寐以求的。然而，中国的管理层似乎种了魔鬼的毒蛊。他们仍在继续让中国资本退出资产市场，迅速扩大奇怪的“国家剩余资本”，并引导“国家剩余资本”购买持续贬值或低附加值海外资产。 很有意思，有些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有“人口红利”；有些中国经济学家竟然相信“后发优势”；有些经济学家不遗余力推动单边资本化。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应该长期出卖廉价劳动力；我们应该长期贱卖自然资源；我们应该贱卖全部优质股权。即长期固化中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包身工的角色。这倒让我想起一句话：买办买办，不卖怎麽办？
4月23日 爱国之歌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记录片之一，[爱国之歌] 请看： http://vhead.blog.sina.com.cn/player/outer_player.swf?auto=1&vid=12417440&uid=1401913474 4月19日 经济高增长与财富大漏斗经济高增长与财富大漏斗 ----当前我国经济的几个明显特点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6年12月26日 http://www.dajun.com.cn/loudou.htm，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是令人既喜且忧，喜的是有一个热衷GDP的政府和国民，使整个经济搞得热气腾腾，忧的是国际分工导致的产业结构畸形以及腐败导致的经济发展成果流失。总起来看，目前中国经济有很多特点，但我今天主要想谈的是这样四点。 一、32万亿元的投资大摊子 第一个特点当然是经济高增长、投资规模大了。这些年里来，我国是世界罕有的高经济增长的国家，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常常令发达国家的人们惊讶，譬如今天新闻报道的北京奥运场馆水立方游泳馆的建设，堪称世界一流。当然，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拉动的。前几天统计部门又公布出新数字，目前我国在建的投资项目共计32万亿元，比去年25万亿元的盘子又多出7万亿元来。 32万亿元，折合美元大约有4万亿美元。前几天日本新闻记者采访我时，我对他们说，世界目前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大的在建规模？也就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标准来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在建规模决不止这么点。 2006年全年，我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规模可能要达到10万亿元，比上年大约增长30%。目前我国到处是蓬蓬勃勃大建设的景象，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譬如北京规划，到2020年，地铁里程达到550公里，超过美国纽约，成为世界第一，而这一项工程起码要花上几千个亿。全国大大小小诸多地铁工程加起来，组成了我国的庞大的投资建设规模。 当前我国的投资主要花在基础设施、企业设备、房地产这三大领域，从这几个方面看，我国这一波经济建设还远未完成。先看基础设施，无论从铁路、公路、通讯各项指标看，我国都与发达国家差着一定的距离。上边我讲过北京地铁的例子，北京目前地铁长度还不到100公里，距离550公里还有很长的距离。至于说全国地铁的建设还有多少要建，至少要有上万公里。以每公里5个亿的造价计算，也要五六万亿元的投资。 房地产方面的建设没有三年两年也难以降温，房地产投资约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大约20%，今年投资额估计将达到1.8万亿元，同比增长约25%，同其他行业比，算是低的。每年投入资金规模上万亿元，这么多的房屋建设对于改善中国人民的居住和办公条件来说是一个喜讯。最近几年里，我国每年新增建筑面积3亿多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日益提高，估计再有几年，中国可以基本上走出住房瓶颈并进入过剩的时期。 而在企业方面，中国对先进国家的追赶仅仅是刚刚起步。如果说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工业化仅仅是轻工和家电工业方面的工业化，那么进入21世纪，我国的工业化进入了重化工业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主要以大型装备机械工业为主。这几天，电视新闻报道了山西一家企业制造出了矿山用的大型采挖机，这标志着中国企业终于开始向大机械进行冲击。 更有消息说，中国开始准备制造10万吨级的航空母舰，其实，在造船工业领域，中国已经具备了制造航母的能力和条件。接下去，中国将自行设计和制造大型重化工业企业使用的成套装置。只有当中国能够自己生产这些大型的关键设备时，中国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才会扭转过来，才会摆脱加工贸易和世界工厂的命运。 中国正在步入现代化，高速度是国家的发展需要，只要发展合理，10%的增速并不高，关键是要认清和解决下面的一些问题。 二、中国的经济非常沉重 当前我国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十分沉重，导致这种状态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我国正处在一个硬件建设的年代，必须与土木钢铁水泥等物质打交道，第二，我国正在进入重化工业发展进程中，由于竞争力不断增强，正在逐渐地将发达国家以前所从事的工业争到自己手中，同时，发达国家也正在将他们不愿干的了重化工业转移给我们。 目前世界的发展出现了“知识产业”和“物质产业”两大部门。发达国家日益进入“知识产业”，发展中国家主要进入“物质产业”。知识产业是没有重量的，是清洁的，环保的和高附加值的。物质产业是沉重的，有形的，污染的和低附加值的。 这种特点导致了我国当前的经济活动特别沉重。这几年国内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中国消耗了世界30%的钢铁、40%的水泥、30%的煤炭，才产生出了4%的GDP。消耗了如此巨大的能源和原材料才打造出这么小的一个GDP来，说明我国经济“重”的特征，但量重而价不高。 这种特点也导致了近几年里世界能源和原材料类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国际市场看准中国的需求，趁机要价。当然，不管怎么样，中国还是要发展的，这是因为我们在客观上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差距。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我国在硬件建设方面与美国的差距。上个世纪的100年里，美国总共生产和消费了84亿吨钢铁，而我国仅有18亿吨，两者相差60多亿吨，同样是9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国家，在美国国土上打下的钢筋混凝土可能是中国人均的几倍，光是一个基础设施，就足够中国追赶数年。即使今后中国每年以5亿吨的产量生产钢铁，也需要大约15-20年才能补上这个缺口。 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目前发达国家纷纷走出了重化工业阶段，发达国家的工业开始变轻，而将重化工业逐渐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也不能嫌弃，只有接过人家不要了的产业，这就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在整个国际分工过程中变得十分沉重。 如果中国在下一个20年成为世界重化工业的生产车间，那么所出现的景象就与今天更不一样了。目前，我国进出口贸易中有一大半是加工产品。当今后重化工业产品成为我国的主要进出口产品时，那时我国的经济结构和进出口贸易又会发生很大变化，经济活动“重”的特点将会十分明显。 回想起2001年，当时国际和国内出现了一波网络热和知识经济热，社会上一些人头脑发热，认为中国以后光搞网络就行了。我禁不住泼了一瓢凉水，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今后仍然处在土木钢铁经济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得更清楚了。 总起来看，与实物经济打交道，将是今后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国人所干的事情，当然这要消耗很大的国土资源和环境资源。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环境资源危机。因此，中国今后要两条腿走路，一手抓物质产业，一手抓知识经济，千万不能上了国际分工论的当。 三、中国经济存在着较大的财富漏斗 虽然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但国民财富分配得却不均匀，国民生活状况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通过国际比较，人们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大的财富漏斗。 譬如，日本和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期还不到20年，每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没有中国高，但这些国家很快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日本在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时期，工资增幅每年超过美国70%，工资水平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便追上了美国。 而我国的发展，对于大多数工人农民来说，经济发展的成果象是一个黑洞。为什么改革近30年了，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没有多大变化，许多的人甚至生活在贫困线上。这么高的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国民财富到底都到哪里去了？ 不要看今天各大城市正在建设着许多摩天大楼，但这些豪华设施有些与国人无关。中国境内的很多资产和财富不属于中国人。目前我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虽然达到20多万亿元，但其中至少有40%是属于外国人的。所以，中国的发展出现了经济高增长、人民低收入、利润高流出的现象。 这种状况使很多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质疑：发展的成果哪里去了？ 以我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财富漏斗主要在四方面，第一是大量出口，使资源和国民财富廉价外流，第二是大量的吸引外资，也使利润大量地外流，第三，特权与腐败产生的巨额灰色收入总是想方设法外逃，第四，还要算上国企的低效率和低效益，浪费着大量的国民财富。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使中国经济一边快速发展，一边快速流失。因此，只抓经济增长、不抓政治改革的国家，到头来，经济发展的效果是要打问号的。而今天，这个问题刚刚开始提出，今后会逐渐清楚和明显起来的。 关于这一点，仅仅举一个数字就可以说明部分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里，寻租导致的灰色收入数额巨大，早在90年代，经济学者胡和立等人就计算出，1988年的价差、汇差、利差以及其他租金高达4569亿元，占当年GNP（11738亿元）的40%。最近，国家信息中心高辉清等人又计算出，2004年，我国全社会的寻租的租金为4.6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9%，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5倍，相当于当年国家工资收入的2.3倍。 不管这些数字有多大的出入，反正说明了一个问题：我国的不公平、不平等收入相当大，这使一部分人很轻易地就可以得到巨额的财富，并产生腐败。由于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先富起来的人总是向发达国家迁徙。这就带走了我国的大量财富，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个固有的有规律性的现象：一边发展，一边流失。 这就是我国与日本和韩国发展的不同之处：中国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财富漏斗，而日本韩国这种漏斗很小。当然，我的判断是否正确，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但必须向国民指出，这是我的责任。中国只有在克服了这些问题之后，才能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总之，成绩是主要的，问题也要指出和解决。 四、经济增速一时半会还不会减缓 2006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人们总会对来年进行各种各样的预测。每到年底，我都要应付大量的各家新闻媒体和研究机构发来的问卷调查。谈到经济速度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一时半会还不会减速。2007年中国经济会接着2006年的势头延续下去，经济增幅不会低于9%。 对于中国来说，2007年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从世界经济角度看，某些国家的经济活跃程度趋于降低，这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当今的世界发展是不均衡的，就象上个世纪30年代一样，当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大萧条之时，却是苏联经济大发展之际。中国要抓住时机，不失时机地发展。当能源价格过高，导致一些国家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时，或许正是中国发展的好时机。 但在新的一年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之势也将不可避免地到来。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调整2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就制定的“创汇战略”，矫正过度和过分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将发展的重点放到国内来。 目前最需要调整的是外向型经济结构。这样一种结构既对中国带来繁荣，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负面效应。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万多亿美元，这种发展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向外借钱式的发展模式，如果长期采取这种发展战略，一是外汇储备存在着巨大的国际风险，另外，也使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因此，2007年以后，下大力气矫正我国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今后的重要问题。 2007年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应当是关键的一年。起于2003年的这一波经济高增长走到2007年这一年时刻，正是一个检验成果的收获年。在这一年里，很多前些年上马的项目要竣工投产，还有许多项目正在收尾，因此，2007年是个承上启下的年头，中国要想收获经济发展的成果，就必须保证2007年的经济平稳发展。 2007年也是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一年，在新的一年，将有新的宏伟目标付诸实施。譬如大家期待已久的3G计划，都可能在2007 拉开序幕。因此，2007年是一个保障年，无论是从宏观和长期看，还是从2008年奥运会的短期看，2007年都是一个保障年。 在这一时刻，中国政府和企业要保持冷静的心态，要沉静对待国际市场上出现的各种变化，及时抓住各种有利时机，务必不能有丝毫松懈。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意识到，中国经济翻身仗刚刚开始，各级指挥员必须全力以赴打好各个局部战役。只有矢志不渝，持之以衡，我们才能赶上世界先进。
中国从文革得到什么?中国从文革得到什么? 作者：王力雄 来源：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 http://www.dajun.com.cn/wanglx.htm， 文革三十周年时，我为《东方》杂志的文革专刊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我从文化大革命得到了什么》。那篇文章的结论是，对我个人而言，我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我在文革所失。那期专刊没被允许问世，《东方》杂志则被勒令关闭。 一晃过去了十年，现在已经是文革四十周年。我要为这个周年写的文章，是想看一下中国能从文革得到点什么？当然，放大到中国的范围，我不会说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所失，但是我也不希望只把文革说成是“一场浩劫”就放在一边。因为如果是那样，文革的所有代价都是白付的，所有的遇难者（包括我父亲）也都是白死了。我们应该为那惨痛的代价找到一些意义。同时我也相信历史从无虚度，而智慧就是能从不管任何性质的过程得到启迪。 领袖与官僚 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改革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高度危险的关口。这和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处，1966年的毛泽东也是把政治变化当作头等大事，他面对的挑战也是如何在自己掀起的大风大浪中安全地把握航向。 所谓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即使是在压力下进行的改革，也要由执政集团认可和贯彻，因此改革应该被视为执政集团的自觉。执政集团分为领袖和官僚（专制体制的公务员由官僚控制，可视为与官僚一体）。在高度专制的结构中，领袖可以是唯一的，如皇帝或毛泽东；当今中国专制有所松弛，领袖是一个很小群体，由处于最高职位的数个当权者和有可能晋身最高职位的少数人组成。在领袖之外，政权体系的其他成员都属于官僚集团。 一般来讲，因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于制约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必然反对政治改革，这基本可以被当作定论。因此指望执政集团进行政治改革，只能看其领袖有无可能。政治改革当然也要制约领袖，领袖为此进行镇压。在领袖和官僚集团一致的情况下，政治改革不会有任何希望。社会变化只能来自危机造成政权垮台或是自下而上进行革命。这种前景暂且不在这里讨论（那是另一个专题）。针对政治改革而言，如果说官僚集团的反对可以被当作定论，领袖却非绝对如此。领袖是个人，个人总会有变数，理想、高瞻远瞩、历史感、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斗争的需要，都可能造成领袖与官僚集团的不一致。政治改革可以为领袖带来历史荣誉，也是一种吸引。官僚集团则不会有这种动力，因为荣誉只会属于领袖，官僚则只有损失。官僚中当然也会存在超越性的人，但他们的超越只有在接近官僚阶梯顶端时才会有意义。只要还未晋升到领袖位置，官僚的超越只能是向着更高职位的超越，而不可能是超越体制，否则就会从官僚阶梯上坠落。想升迁就得接受官僚集团的法则。达到阶梯顶端后还能保持超越性，那时没有更高的权力和职位需要超越，超越才可能是针对体制的。 明白了上述关系，下面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中国能否出现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超越性领袖；第二，超越性领袖能否战胜反对政治改革的官僚集团。 领袖的超越 多数专制领袖毫无超越性，只想把持绝对权力，然而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例外，较近的如蒋经国、戈尔巴乔夫。毛泽东也是其中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是毛力图实现超越的一次豪赌。 在文革吃尽苦头的官僚集团决心防止再出现类似文革那种“劫难”，形成了一整套以“党性”、“组织性”、“纪律性”进行审查的机制，保证各级升迁者不能具有超越性，尤其是不能再产生毛泽东那种领袖。中共新的领袖是经过这种机制重重过滤产生的，早应该脱胎换骨，难道还能有超越的可能吗？的确，这种逆向淘汰的机制很可能会在今后彻底杜绝超越性的领袖，但我尚心怀侥幸：文革中成长的这代中共高层，是不是还会存在异数？这代人的经历如此不寻常，曾被意识形态的颠覆觉醒，在动乱的熔炉中锤炼，造过反，下过乡，置身社会底层，再接受高等教育，接纳西方思想。经历过那种反复“淬火”的人，会像钻石一样存在复杂的多面，即使在某些条件下只能看到一个侧面的光线（因而能通过体制重重过滤），却不说明不存在其他侧面。当其居于金字塔的顶尖，只要深藏内心深处的多样性还能保持，就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折射出另外的光芒。 废除终生制是中共杜绝毛泽东的重要措施，却恰恰埋藏下驱动领袖超越的另一种可能。任期决定了专制领袖的权力不再绝对，一旦退位就会荣耀尽失，班子被撤换，话语被顶替，阿谀逢迎者转换新主。领袖上台之始就能从下台前任看到自身结局。相对终将从顶峰一落千丈的前景，政治改革对领袖造成的制约就不那么可怕。自己不能一直专制，民主就不再一定不好。既然历史车轮不可倒转，靠反对终身制上台的领袖无法否定自己昨天的义正词严，期待其让位的后起之秀也不会让步，此时领袖可以用什么弥补失落？达到权力顶峰的人都会希望晋身伟人之列，而人人皆知下一个中国伟人将从政治改革产生，那么能够在位时享用专制，退位前再给自己博取历史盛名，这种合算的通吃难道不是一种诱惑吗？ 除此而外，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有启动政治改革的可能。出于利用民意或争取国际支持的目的，以政治改革作为资源和战胜对手的武器，这种所谓“推动历史进步的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现。哪怕是军队出于野心的干政，在世界民主大潮面前，也要打出政治改革的旗号，才会让自己的干政显得名正言顺。 专制政权在当今世界屈指可数，中国作为主要代表，常常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这种与文明的背离每每令中国领袖颜面无光，有理也亏三分。而中国的很多问题，台湾、香港、西藏等都卡壳在这里。加上中国社会多重危机不断积累，哪痛医哪的修补应付一时，最终叠床架屋、顾此失彼。当旧体制内的解决手段耗尽时，即使是形势比人强的“危机推动”，也有可能迫使领袖进行超越旧体制的改革。 专制政权领袖拥有集中的权力，和民主制度下只能掌握部分权力的领袖不同，后者受各种制约，不可能按个人意志做出超越体制之举，专制领袖却可以充分使用权力体现个人意志。毛泽东能够翻云覆雨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今日中国若不想发生自下而上的暴烈革命，走和平可控的变革之途，最好的希望就在于出现决心超越旧体制、又能善用旧权力的领袖。 毛泽东如何破解难题 领袖有无变革愿望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有无实现变革的途径。如果没有途径，领袖甚至不会暴露变革的愿望。领袖从不会有愿望就行动，而是首先要有成功的把握。 官僚集团对任何改变专制制度的尝试，都将全力抗拒。按照通常看法，政治改革需要一个超越体制之上（如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来推进，才能战胜官僚集团。执政集团目前看似铁板一块，原因既可能是领袖与官僚共同抗拒改革，也不排除领袖有变革之心，却有心无力，既没有变革途径，也缺乏毛泽东的强势。今日官僚体制对领袖的制约比过去大了很多，一方面是领袖弱了，不再有打江山的光彩和意识形态的神圣；另一方面是官僚体制强了，有了更多自主性。毛后三十年中共的“党内民主建设”，实质就是官僚体制的不断规范化和程序化，以制约领袖的为所欲为。 不过在我看来，领袖的强弱对启动政治改革不构成根本障碍。过于强调政治强人的作用则是不利的。既然今日中共已不再可能产生毛泽东式的强人，认定没有强人就不能推进政治改革，也就断绝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希望，让拥有改革意愿的弱势领袖无法产生付诸实践的勇气。 其实回顾文革，仔细研究一下毛当年的超越体制，会发现并非因为他是强人就能打败官僚集团。即使那时毛强而官僚集团弱，毛仍然长期为体制所困。他掌握政权后最多考虑的就是如何突破官僚集团的罗网。他是头脑，有绝对权威，但头脑实现意志离不开手和脚──也即官僚集团的日常执行和贯彻。官僚集团由成千上万有自我意识的活人组成，每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当他们发现头脑的意志和自身利益冲突时，会不约而同或共谋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利用贯彻执行的权力将头脑意志扭曲变形，使其议而不决、无法落实、不了了之。领袖无奈官僚是一个历史难题，无论是皇帝还是毛泽东，或是现在的“中央”，根源就在于领袖对官僚集团是“以少制多”的关系。再强的领袖又如何看管得了上百万官僚呢？虽然毛被捧在神的位置，但是连他居住的北京，他都要感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都得通过官僚集团实行。即使是被称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还是想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最终他发现，那根本就像是要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那样不可能，官僚集团不可能真对自身动刀。他只有寻找另外的力量对付官僚集团。 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向民众发布号召，指挥民众行动。他不再通过组织系统传达和贯彻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民众直接表达，授权民众不服从官僚集团。这不是政治强人做到了迫使官僚集团服从，反而是即使以毛的权威也无法指望官僚集团服从，他只能跨过官僚集团，和民众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打倒官僚集团。毛在发动文革过程中的举动──接见红卫兵、写大字报、支持造反、鼓动串联、发布“最高指示”等，都是为了实现跨过官僚集团指挥民众的目的。 这种史无前例的超越不仅使官僚集团不能再阻挡毛的意志，连官僚集团自身也被造反民众打得落花流水，并且为曾经“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惩罚。毛摧垮官僚集团靠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靠民众。毛的作用只是指挥和保护──告诉民众如何行动，授予民众合法性，其余的都让民众自己做。事实证明，一旦像文革那样“放手发动群众”，即使没有政治强人，打倒官僚集团也易如反掌。民众之所以比最强势的领袖都有效，就在于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关系是以多制少。我一直认为，领袖绕过官僚集团与民众直接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改造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也是文革提供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在今天，领袖与民众联手的方便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毛在1966年8次接见1200万红卫兵，成本之高难以估量。今天只要利用电视，领袖瞬间就能面对数亿民众。可以说，政治改革最困难的问题──如何战胜官僚集团，文革已经给出了解决之道 毛的悲剧 毛的悲剧在于他虽然成功地实现了“破旧”，却没有成功地做到“立新”。他所表达的让民众直接掌权的愿望，始终没有在实践中找到可行方法。绕过官僚集团直接指挥民众的结果是“天下大乱”，不能长久。而只要专制体制不变，领袖最终仍然得通过官僚集团的手脚才能掌握政权。文革结果只是让原来的官僚结构“吐故纳新”，换了新人。然而新人也会变，进入政权的“工农兵”在掌权中迅速沦为新的特权者。毛能做的只有宣称文革将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他期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民众“斗私批修”，按照他的教导以多制少地看管官僚集团，从而改变领袖以少制多的劣势。然而“六亿神州”没有变成“舜尧”，无法“万寿无疆”的他刚离开人世，尸骨未寒，官僚集团的旧人就卷土重来，随后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比原来走得更远。 要避免毛的悲剧，必须在“破旧”之前解决“立新”。毛的头脑中有他的“立新”，但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的逻辑决定了他的“新”立不起来。姑且不说他以“塑造新人”为基础的“立”是否可行，“破字当头”的顺序也摆脱不了一直困扰他的悖论。因为先破后立，相当于推倒旧房再造新房，在官僚集团被打倒的情况下，新房的设计、准备材料、施工建设等是无法进行的。人们只能露宿于废墟，组织和秩序的真空导致失控，甚至落到毛形容文革的“天下大乱”。面对无政府的危机，即使能力挽狂澜，当务之急也是重新恢复组织和秩序，而非追求立新与超越，于是被打倒的官僚集团又会应运而生，顶多是换上新人。在建造新房的过程中，掌握具体“施工”权的官僚集团一定会按照自己意志，将新房建成他们的乐园。社会无论换了多新颖的名号，也是新瓶旧酒。文革对此已充分证明。 毛在文革中的时进时退，其实也是在因应超越官僚集团和离不开官僚集团的两难困局。这时政治强人倒显出重要。如果不是毛那样强势的人物，就不可能收拾文革的乱局。没有“立新”的“破旧”有高度风险，只有政治强人能在不发生改朝换代情况下重建官僚集团。文革中保证社会不致失控的最重要筹码，就是民众对毛的“个人迷信”。因此，毛对“个人迷信”的用心培育，与其说是他的爱好，不如说是他在锻造看家的手段。 毛泽东敢于让天下大乱，在于他有把握力挽狂澜。他的强不在于他能战胜官僚集团，那靠的是民众，他的强在于当民众摧毁了官僚集团，他仍然有能力让社会保持基本服从，同时能重建新的官僚集团。这是另一条需要高度重视的文革经验：既然乱局没有强人便无法收拾，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崩溃，在缺少毛式强人、也不存在“个人迷信”的今天，就一定要避免文革的“天下大乱”。为了保证这一点，使用毛跨过官僚集团发动民众的方式，便不能采用文革“破字当头”的方式，而是要把“不破不立”变成“不立不破”。“立”意味著建立新秩序，却不是破坏旧秩序，当新秩序建立起来后，让旧秩序自然而然被顶替。那种“破旧”是随“立新”实现的。代表旧秩序的官僚集团虽然不会情愿，却没有能力对抗得到最高授权的民众。而“立字当头”的顺序，意味著民众无需和官僚集团抗争，只是不再服从，自己进行“立新”。在这样的过程中，凡是“立新”之处新秩序已经形成，而尚未“立新”之处仍然会保存旧秩序，因此哪里都不会失序。这种“立字当头”的结果，最终会是“破也就在其中”。 文革的启示 问题归结到，这种“立新”立的应该是什么“新”？或者说，什么样的“新”才能立得起来呢？ 首先历史已经展示，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天翻地覆”，改变的如果不是专制体制本身，而仅仅是更换官僚集团，政治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甚至还会后退。毛斗争了一辈子，死前发现他一生致力消灭的“资产阶级”原来就在他领导的共产党内。这种荒诞剧式的结局足以告诫后人，不终结专制体制，政治改革就不会有真正的“立新”。专制体制的根本是权力源头在上，从属关系自上而下。改变专制体制的关键在于调转权力源头，把从属关系变成自下而上。因此进行政治变革的领袖必须是旧体制的埋葬者，而非旧体制的挽救者，其采用跨过官僚集团联手民众的方式，目的不是毛对民众的一时利用，而是要对民众进行权力交接，一劳永逸地把权力源头转到民众那里，让民众变成社会主人。 只有完成了这种权力交接，才能避免毛对官僚集团一时成功、终归失败的结局。因为权力源头保留在专制者手中，对社会的统治便不能离开官僚集团。即使一时摧毁官僚集团，也不得不马上重建。在那种体制中，无论专制者如何想超越，最终还是要在不可改变的以少制多劣势中落入官僚集团的罗网。而把权力源头转给民众，整合社会不再需要以重建官僚集团为前提，而是通过自治和自组织的方式自下而上进行整合。经过逐层推举新产生的官僚，也会始终处在民众以多制少的看管之下。 可以看出，这种交接权力不能用“转换框架”的方式。因为“转换框架”如同推倒老房盖新房，面对的都是总体性问题，离不开官僚集团的行政主持和管理，因此会重新卡在毛泽东遇到的悖论上──让官僚集团把自己掌握的权力交给民众，无异指望让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这种交接应该是从社会最基层单元开始，可以比喻为“更新砖瓦”。“砖瓦”能够实现自我管理，更新也可以自我完成，不需要依靠行政系统的主持，因此可以甩开官僚集团。同时，在“砖瓦”层面又不会和官僚集团发生整体冲突，只需要以不服从、不来往与不合作的方式架空头顶的官僚就可以，从而避免社会大的震荡。 推动政治变革的领袖跨越官僚集团，直接交给民众“更新砖瓦”的方法和权力，那种方法一定不会复杂，也是不需要主持的。复杂就得有主持，而只要有主持，权力最终就会落在主持者手中，民众则会重新受摆布。这对范围提出了要求，只有在人们可以直接沟通、协商和决策的小范围，才能进行不需要主持的“立新”。这种小范围就相当于这里所说的“砖瓦”。相反，代议制的普选、公投一类活动覆盖的范围大，必须有主持才能进行，属于“转换框架”，因此是不适用的。 当然，仅仅“更新砖瓦”还不够，还需要逐步扩展，层层向上，最终自下而上地实现整个社会转型。这要求“砖瓦”的“立新”中包含自我生长的机制，除了启动环节要由领袖推动，一旦起步就能自行驱动和自我复制，并有自动调节功能，使“砖瓦”之间能实现自组织整合，不断扩展并完善。那时即使不再有外力推动（如启动改革的领袖被官僚集团罢免），“立新”也将不会停顿，不可阻挡，直到完成整个社会转型。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跨越官僚集团的途径。对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剩下的关键是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立新”方法。这是思想超越的任务；另一个关键是产生愿意超越政权的当政者，这却是民间无法左右的。 2006年4月 写于阿克苏、北京 ，
4月17日 322劫难：杀鸡的时候到了322劫难：杀鸡的时候到了 张宏良 http://blog.sina.com.cn/zhl001 21世纪人类发展主要依靠海洋资源，在掏空中国陆上资源以后，美日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海洋资源下手了，322入联公投就是肢解中国战略的第一步。在政治上，为给322入联公投创造一个适宜的国际环境，2月17日美国操纵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并率领西方国家立刻与之建交，为台湾独立树立了一个成功榜样。科索沃独立的狂欢场景，必然会强烈鼓舞台湾民众的独立情绪，保证入联公投的结果形成一边倒的绝对优势，在法理上宣告台湾独立。玩弄此类公投把戏本来就是美国的强项，所以在科索沃和台湾之间才衔接得如此巧妙。在军事上，为给322入联公投保驾护航，消除台湾民众对大陆军事力量的担心，美国把世界最强大的三艘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全部调到太平洋地区，数百架包括F22、F35在内的世界最先进战机也在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周边十大军事基地集中，其打击半径覆盖了中国大陆每一寸土地。与狼共舞的时代即将结束，东郭先生的悲剧开始上演，民族的厄运正在降临。30年来一直被灌输狼已吃草的中国人，马上就会明白，狼还是要吃肉的，只是这次要吃掉的不再是别人的肉，而是我们自己的肉。 从美国占领阿富汗到现在操纵科索沃独立，其矛头自始至终都是针对中国，阿富汗到科索沃只不过是狼在磨牙，肢解中国才是战略目的。如同美国总统布什最近坦白的那样：“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华”，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仅用一年时间，就在中国西部边境建立了四个军事基地，操纵了台独、藏独、疆独三大分裂势力，在用军事力量支持台独的同时，在政治上积极支持藏独和疆独两大分裂势力，去年美国把代表最高荣誉的国会金质勋章授予达赖喇嘛，表彰其数十年来坚持藏独的不变立场，美国总统布什专门飞到捷克斯洛伐克会见疆独领袖热比亚，称赞热比亚是比“军队的武器和地下的石油更加珍贵的国家最大资源”。美国同时启动中国三大分裂势力，目的是要中国同时丧失东部海洋资源和西部陆地资源，完全变成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和垃圾场。可以说中国已被逼到了彻底解体的历史边缘，已到了退无可退的最后绝境，即便想继续韬光养晦做缩头乌龟也已经没有了任何余地。所以，中国应该在科索沃问题上勇敢接招，坚决打出“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国际大旗，与俄罗斯一起并肩作战，向整个世界展示中国捍卫国家统一的决绝精神，在政治上大打出手，恶化西方环境，加剧西方金融危机，彻底打乱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强国规则，变被动为主动，推动整个世界反思和批判正在把人类带入死路的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和殖民主义生活方式。这样做的优点就近期而言，可以一次性彻底解决台独问题，就长远来讲，可以推动东西方文化的历史转换，实现人类命运的根本转变。科索沃的机会就在于，既然在科索沃问题上我们都敢和西方闹翻，在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台湾问题上，我们更不可能后退半步；并且在遥远的科索沃问题上，我们都能够让西方付出巨大代价，那么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会让对方付出更大代价。中美之间数十年恩怨情仇的历史不断证明着一个道理，在利益问题上美国始终是清醒的，狼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吃羊，却很少毫无顾忌地去吃大象，更不可能毫无顾忌地去吃老虎。台湾问题对中华民族来讲是生死问题，对美国来讲只是生意问题，既是生意就不会做亏本买卖，我们只需要借科索沃问题告诉对方就足够了。 然而让国人扼腕叹息的是，或许是上次美国导弹袭击中国大使馆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恐怖阴影，中国居然在科索沃问题上抽身事外，扔下了战略伙伴俄罗斯孤军奋战，结果是一切都按照美国的导演在发展。本来科索沃对中国的影响要大于俄罗斯，俄罗斯只是不甘心到手的肥肉被美欧抢走，中国则是自己正在变成美欧瓜分的肥肉，所以应该比俄罗斯更加激烈反映才对，可惜中国却放弃了这一与俄罗斯联手对敌的绝佳机会。这是继阿富汗之后，中国第二次失去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机会，并且是最后一次在境外较量的历史机会。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两次与美国较量都是在境外，并且正是通过第二次境外较量把美国陷在了越南，才逼迫美国签署上海公报，给我们送回了台湾。为什么选择境外较量？道理很简单，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较量，无论是朝鲜、越南、阿富汗还是科索沃，都比在自己家里较量划算，在自己家里较量，打破的都是自己的坛坛罐罐，只有在境外较量，才能保住自家的完整。可惜中国却一次又一次地再三放弃境外较量的机会，最终被对方逼退到家门里面，322入联公投，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如同一个被逼到房屋角落剥光衣服的妇女，已经到了退无可退躲无可躲的最后绝境，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322公投的灾难性影响都超过九一八事变，可是整个媒体不仅没有任何愤怒表示，却在欢天喜地准备着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庆狂欢，仿佛台湾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两年前才通过的《反分裂法》，墨迹未干就有可能变成一张废纸，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啊，再次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什么叫台独？入联公投就是台独，从法理的角度讲，台湾的入联公投甚至比科索沃宣告独立走得更远，直接投票加入联合国！ 怎么办？是以武拒独、完成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还是像前苏联那样束手待毙、崩溃解体？两条选择，两个前途，两种命运！政府仍在保持沉默，民间形成两种声音。一是以乌有之乡等进步网站为代表的爱国主义力量，呼吁贯彻《反分裂法》，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二是从中央党校的《××时报》到南方系报刊声嘶力竭发出的怪异声音：解放思想。事物的发展就是如此奇妙，那边喊要实行独立，这边就喊要解放思想，真不知是无意间的历史巧合，还是有意识的政治配合！毫无疑问，台独即武，是除极少数亲属财产已转移海外的买办汉奸之外，每一个大陆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但是，只要还有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和平选择，我们就不能让包括26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陷入战争，而目前唯一能够制止台独的最后万分之一的和平选择，就是杀鸡吓猴，镇压国内的汉奸势力，以此来显示中华民族敢于以死相拼的决绝精神和坚如钢铁的国家意志。这是避免用战争手段制止台独的最后机会，并且具有一石多鸟的重大历史转折作用。 首先，镇压国内汉奸势力，可以改变30年来我国在中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彻底堵塞台独发展的国际空间。台湾问题说到底是中美关系问题，而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中美关系问题，既不是李登辉、陈水扁等单方面造成的，也不是美国单方面造成的，其罪魁祸首还是大陆的汉奸势力。就在去年12月5日北京举行的中美建交28周年研讨会上，美国前总统卡特当众公布了他的日记，披露了一个让国人无比震惊的事实：推动台独势力发展的两大外部力量——对台销售武器和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竟然是1979年有人背着党中央国务院与美国进行暗盘交易的结果，其性质完全属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引清兵入关。自那时以来，台独分裂势力（包括藏独和疆独）和国内汉奸势力，就一直是美国刺向中华民族心窝的两把尖刀，当中共十七大再次打起“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外交大旗时，对中国复兴力量重新崛起的担心，促使美国开始动手肢解中国，策划台独入联公投，尖刀直取中国心脏。而在国内汉奸势力——台独分裂势力——美国军事威慑所组成的一系列连环剑中，国内汉奸势力是其剑锋的前缘，只要砸碎前缘的剑锋，刺向中国心脏的连环剑就会成为一堆废铁。美国在看着台湾的台独，台独在看着大陆的汉奸。对美国来说，台独是只鸡；对台独来说，大陆汉奸是只鸡；如果连鸡都不敢杀，猴子还有什么可怕的！当灾难的降临已经无可避免时，杀鸡往往是减轻灾难的最好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仅仅“杀”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一只微不足道的小鸡，时至今日再没有任何人敢打俄罗斯石油的主意。镇压汉奸，永远是对分裂势力和敌对国家最有效的震慑方式，并且是避免大规模流血的最有效方式。 只要大陆的汉奸势力遭受到严厉镇压，台独立刻就会成为灾难的代名词，在台湾政坛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古往今来任何一个严厉镇压叛国者的国家都没有发生过分裂现象，分裂永远都只是国家意志衰弱的结果，前苏联就是一个最突出典型。虽然拥有能够反复毁灭地球数十次的强大核力量，但是在被西方政治文化的游戏规则瘫痪以后，一夜之间便分崩离析、彻底瓦解，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世界最强大军事力量而不战自溃的国家。可见，国家意志是任何核武器都代替不了也摧毁不了的最强大力量。苏联解体后，我们才真正懂得了毛主席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论断的深刻含义，原子弹既拯救不了一个国家，也毁灭不了一个国家，最终决定国家命运的永远都只是国家意志，丧失了国家意志的国家，原子弹再多也是一堆废铁，原子弹的真正威力，不在物理方面，而在国家意志方面。不怕鬼的人永远遇不到鬼，不怕战争的国家永远遇不到战争。国家意志是比任何核武器都强大千百倍的最强大武器。而目前能够以最小代价最大限度地展示国家意志的行为，就是在国内迅速掀起一场震撼世界的锄奸风暴，让国内外所有分裂势力闻风色变、心胆俱寒，如同19世纪美国那样，一场持续十多天的亚特兰大火，其后200年无人敢再谈分裂。掀起锄奸风暴的历史作用，不仅仅是遏止台独等一切分裂势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重新调整中美关系，把30年来被颠倒了的原告和被告地位再次颠倒过来，彻底改变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美国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盗规则，让整个世界认清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必然会把人类推上毁灭道路，真正担负起“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大国责任，重新恢复新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大国地位，让整个世界都知道，那个韬光养晦、永不出头、任人欺凌的瘪三式中国，已经再次一去不复返了。 至于统一台湾问题，在遏止住台独势力后可以先放一放，未来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世界关系的重新调整，都还需要台湾问题。美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建立的世界殖民体系要打破，30年来美国在中美之间形成的殖民经济循环圈要打破，30年来美国强加在中国头上的各种不合理规则要打破，中国人民要和世界人民一道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还需要暂时维持台湾现状。因为我们既要打破这些不合理规则，又必须要讲道理，做到有理有利，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逐步建立一个讲道理的世界，不能再象美国主导的世界那样只讲实力不讲道理，这个道理怎么讲？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台湾来讲，拿台湾来说事儿。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既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你美国向中国一个省出售武器，和中国一个省单独订立条约，搞什么关系法，你就已经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你所主导制订的所有规则也就失去了历史合法性，可以统统视为一张废纸，没有必要认真对待，更没有必要接受约束。而且，你能向我国境内一个省出售武器，我就能向世界任何地方包括向你美国境内出售武器，这个世界应该是讲道理的世界，国家之间应该具有平等的权利，要让美国懂得并接受这些道理，就需要有台湾问题，否则这些道理就无法讲，就难以做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迟早会发现，台湾问题不仅不再是宰杀中国的一把尖刀，反而会变成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条绞索，到它意识到要摆脱这条绞索的时候，就会象七十年代初那样，第二次主动登门再把台湾送回来。而就目前来讲，无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还是东南亚的情势，都还不到统一台湾的最佳时候，可以继续让美国为我们“站岗放哨”。 其次，镇压国内汉奸势力，可以调整决策结构，重建中国的鹰派集团，奠定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国家组织基础。大国要有大国的运势和威严，不能总是陷在别人制造的诸如独立、分裂等狗撕猫咬的纠纷里面，要摆脱别国制造的这类纠缠，就必须重建中国决策层的鹰派集团。回顾人类历史就会发现，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能够支撑数千年的泱泱大国，其中一个重要的组织因素，就是构成其决策层的始终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派，用中国古代的话说，就是主战派和投降派，用现代西方的话说，就是鹰派和鸽派。什么时候鹰派占上风，中华民族就会拓疆辟土、辉煌鼎盛；相反，什么时候鹰派被消灭，中华民族就会惨遭灭顶、国破家亡。南宋亡于蒙古，大明亡于满清，特别是后来满清败于八国联军，都是鹰派被消灭的结果。当初满清20万人尽灭北方诸国，荡平天下，入主中原，不可谓不骁勇，综合国力更是远在八国之上，相对地位超过现在的美国，结果却是逢战必败，打不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以至于西方任何一个不气眼的小国都敢来侵略中国。其中的直接因素，就是满朝文武中代表国家意志的主战派被消灭的干干净净，整个国家就一个投降派李鸿章在进行斡旋，给洋人的感觉如同入无人之境。再看共和国建立后的正面典型更是如此，在苏联进行核打击的威慑之下，毛泽东毅然决然清除了刘、林两个投降派，一声令下全国挖防空洞，摆出了与敌人誓死周旋的决战架势，才逼使苏联政治局最终放弃了已经作出的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决议。再看今天的美国同样如此，主导今天美国政坛的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具有强烈进攻意识和献身精神的一群理想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信徒，正是这些以世界为己任的极少数鹰派集团构成了美国强大的国家意志，这是比所有核武器和航母舰队更加强大的国家力量，美国之所以是美国，苏联之所以成为苏联，其根本区别就在这里。 美国自己更懂得这一点，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任何国家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当今美国更加懂得国家意志的至关重要了，所以30年来美国才不惜血本地渗透操纵中国学术界，通过卓有成效的学者汉奸化、思想非毛化、历史妖魔化等手段，逐渐打掉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和国家意志，并且又通过持续不断地清算所谓极左思潮，把具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鹰派人物从中国各个领域都清除得干干净净。可以说，纵观中国历史，当今中国是自秦始皇统一以来，理想主义鹰派人物被清除得最干净的时期，所以才出现了中国周边被包围，领土被占领，分裂势力猖獗，强加的不合理规则越来越多，特别让国人痛心的是，由于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合理规则越来越离奇，中国政府不得不主动要求对方国家帮助保密，而对方又反过来利用中国政府的弱点强加给中国更多的不合理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离奇屈辱，即便晚清时期也没有把各种不合理条约列为头等国家机密。眼下的台湾就是一例，当初中美建交时美国突然提出要向台湾销售武器，向建交国家的一个省销售武器，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屈辱条款，中国不仅全盘接受还反过来要求美国联手保密，不让中国老百姓知道，美国抓住中国弱点立刻就搞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把美国武力协防台湾的不合理规则强加在中国头上，从此台独势力一发而不可收拾。还有那个WTO，全世界任何国家的WTO条款都是公开的，可是中国入世已经7年了，至今也不见与美欧达成的条款内容。对本国百姓保密，已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迫不得已、秘而不宣的一条基本原则。人们经常讲所谓弱国无外交，其实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弱官无外交，中国近代史上被西方国家随意蹂躏，不是当时国弱，而是当时官弱，官弱的根源在于是贪官；日本两次侵占中国，也不是日本国强，而是日本官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能够打败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更不是因为国强，同样也是官强。可以说，最终决定中国是成为强大国家还是成为肥大国家的最关键因素，就是中国能否重建国家的鹰派集团；如果能够形成鹰派集团，中国就会成为强大国家，甚至是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相反，如果不能形成鹰派集团，中国就只能再次成为任人宰割的肥大国家。 而形成中国鹰派集团的关键，就是铲除中国的汉奸集团，至少应该形成鹰派集团对汉奸集团制衡的局面。中国历朝历代都拥有平战两套班子，毛泽东则建立了平战两套体制，30年来毛泽东创建的备战体制已被摧毁，目前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重建一个敢战能战的鹰派集团，形成对内对外的强大威慑力。近60年共和国截然不同的前后历史证明，鹰派集团和尖端武器，是一个民族起飞的两只强大翅膀，一个没有鹰派集团的国家，如同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必然会遭受侮辱欺凌，而鹰派集团的形成，将会使所有对手立刻由进攻转为防御，不仅台湾会转为防御，日本、美国等都会转为防御，被人防御的国家才是最安全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和谐的国际新秩序。 第三，通过镇压汉奸势力，重新激活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民族精神的复活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留存下来的古代大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东方文化蕴涵的那股充盈天地的浩然正气。中华民族最终取代肉欲主义、感官至上、丛林法则等西方文化，为人类社会注入的就是这股浩然正气。20世纪中期中华民族能够战胜亡国灭种的历史危机、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依靠的也是这股浩然正气。 只是30年来文化和政治的双重绞杀，不断扼杀着支撑中华民族千年不倒的这股浩然之气，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正在走向死亡。30年来所谓对外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用西方文化宰杀民族精神的过程。本来从共和国诞生那天起，甚至从中华民族诞生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对外开放，为什么又会突然冒出一个对外开放的概念？很显然，这是一个宰杀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的特定概念。从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化开始，中华民族便被逐步推入了越来越沉迷的催眠状态，先是反思文革10年，进而反思共和国30年，再进而反思到1840年，最终反思到中国统一2千年和文化发展5千年，反思的结果就是中国改革精英的集体代表作《河殇》的论断：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甚至后来更加扬言：“西方历史是一部弃恶向善的历史，中国历史是一部弃善向恶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劣等民族，还是一个邪恶民族。整个神州大地形成了疯狂的民族自我控诉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民族自虐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学术明星和改革明星，踏着民族精神的尸骨不断擢升于中国文化的天空，所有成名的改革精英，几乎无一不是疯狂宰杀民族精神的文化刽子手。这完全是由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物欲泛滥是改革唯一的内在动力，要贯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改革逻辑，就必须彻底推翻是非真假善恶美丑的东方伦理；要实现把中国纳入西方殖民经济体系的开放原则，就必须彻底打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就注定了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在劫难逃。 如果说最初的改革设计者对民族精神的反思和否定还带有某种盲目性的话，那么后来由美元培养出来的改革参与者，则目标十分明确地要用西方国家的殖民文化来改造中华民族。这就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不去研究经济学，而用大量时间批判妖魔化义和团的原因所在。不仅仅是批判义和团，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和革命，统统都在批判之列；而所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者，又统统都在歌颂之列。《人民日报》有个编辑写了一本歌颂日本兵大救星的专著，立刻成为国内主流报刊歌颂的偶像和日本跨国公司赞助的对象，部分有血性的中国人看不下去，去年两会期间便有部分委员提议要设置反汉奸言论法，结果马上成为国内主流报刊攻击的对象。如此一来，汉奸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汉奸学者成为中国的明星学者。任何学者只要发表汉奸言论，账户上的金钱就会源源不断；任何报刊只要吹捧汉奸学者，广告收入就会源源不断。南方系报刊是中国最火爆的报刊，因为那里聚集着中华民族一大批汉奸。西方国家各种基金会的美元欧元日元大把大把地撒向中国，撒向中国各大政府研究机构、咨询机构和重要学术部门，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现象：在没有发生入侵者的本国境内，一个人只要反华就拥会有奢华生活；相反，如果爱国则只能接受清贫生活。左翼和爱国学者聚会，自行车、公交车，实在没办法才坐出租车；右翼和汉奸学者聚会，则是豪车美女、洋酒华宴、高官如朋、侍者如云，周游世界的请柬随手乱扔，各国的护照居留证塞满皮包。如此强烈的反差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10年，20年，30年地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了一种价值观：选择汉奸生活就意味着成功，意味着名誉，意味着地位，意味着豪宅名车，意味着奢华人生；相反，则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挫折，意味着屈辱，意味着无能，意味着亲人的感叹，意味着朋友的怜悯。所有这些，对于青年人特别是有才华的青年人来讲，很难跨越，所以才会有和平时期出现汉奸集团这一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反常现象。战争时期出现汉奸集团是侵略者支持的结果，和平时期出现汉奸集团是民族精神死亡的结果。 中国的精神已经死亡，精神已经死亡的民族是没有能力崛起的，不仅没有能力崛起，甚至没有能力维持现状。所有敌对国家和敌对势力几乎都看到了这一点，纷纷开始对中国动手，美国打着反恐旗号突然在中国西部边陲建立了四个军事基地，陆地布局完成后便策划台湾独立，阴谋肢解中国；就在台独日期逼近的同时，日本出手要霸占相当于中国大陆三分之一面积的辽阔海域，要把超过中国大陆资源总量的东海资源拿走，目前中日双方正在谈判，据说日方强占中国领土的态度十分强硬，根本不容中方辩解讨论，中国外交部就刚刚进行的第八轮中日战略对话透露的全部信息只有一句话：“日方对中国３０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钦佩”，看来中国要保住这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就只能按照日本的要求割让领土和资源。如果东海资源被日本拿走，再接受台湾322入联公投，那中华民族就彻底丧失了21世纪的发展资源，剩下的就只有崩溃解体一条路了。中华民族到了必须再次实现精神复活的关键时刻，必须立刻从目前行尸走肉的糜烂状态中解脱出来，当前的民族危机也为民族精神复活创造了条件，危机危机，机遇总是蕴藏于危难之中，历史上中华民族每一次崛起的历史机遇也都是蕴藏于危难之中，小危机小崛起，大危机大崛起，目前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最大危机，也必定会造就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伟大崛起。普京只不过抓了一个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找回了俄罗斯伟大的民族精神，开始了俄罗斯民族的再次崛起。如果我们掀起一场锄奸风暴，肯定会立刻振奋起整个社会同仇敌忾的伟大民族精神，尽扫数十年来的糜烂风气，形成惊天动地的伟大崛起，并将引领世界进入新的发展世纪。目前最需要的就是立刻出台一部《反汉奸法》，作为《反分裂法》的姊妹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各级锄奸委员会，做好迎接任何挑战的最坏打算，以此来争取度过危局的最好结果。古往今来，敢战的民族从来没有战争，畏战的民族也从未躲过战争。幻想以牺牲领土和资源的办法来换取所谓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只能是带来更大的灾难。历史上日本两次侵略中国就是先例，每一次占领中国的欲望，都是被中国的畏惧退让刺激起来的，没有九一八事变把东三省拱手送给几百名日本兵，也就没有后来几千名日本兵发动七七事变，占领整个华北。中国这30年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当初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打出来的，而不是靠卖国卖出来的，卖国永远卖不出和平，退让只能刺激对方更大的胃口，受害妇女让对方亲一口摸一把的退让不仅避免不了被强暴，反而会刺激起流氓更加疯狂的强暴欲望，只有不怕战争的民族才会享有和平，而畏惧战争的民族，将永远生活在战争的恐吓之中。 第四，改变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的殖民经济，为子孙后代保留一块发展空间，摧毁美元的“白条经济”。美国操纵台独，日本强占东海最惯用的手段，就是用经济问题恐吓中国，宣扬如果中国不丢掉台湾和东海就会断送经济发展，国内主流学者包括军内个别著名学者也都一齐叫喊：不能因小失大，不要因为台湾问题、东海问题而葬送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那位曾经主持WTO谈判的主流经济学家在党校演讲中公开宣称“大家不要关心台湾问题，台湾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与世界经济接轨”“由于日本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邻国，所以对中国最重要的不是东海，最重要的是和日本友好”。由于占据舆论主导地位的这种汉奸文化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善良的人们也开始困惑保卫台湾保卫东海会不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在此有必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西方国家用来恐吓中国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二是一旦中美交恶会给双方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影响？ 先谈第一个问题，西方国家用来恐吓中国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采用腐败手段，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殖民经济，中美之间由美元旅游组成的贸易循环圈就是典型：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流向美国，推动美国物价越来越便宜，美国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而中国得到的只是一大堆美国印制的“白条”美元，即便这些白条也没有真正到手，而是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和入股美国银行，一分不少地又送回了美国。由于美元汇入中国时每一块钱要增发七、八元人民币，由此引发了严重通货膨胀，仅2007年流入5千亿外汇增发的人民币就超过3万亿元，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1．5倍，焉能不通货膨胀。可见，这种贸易循环的实质内容，就是中国的廉价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而美国的通货膨胀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中国老百姓除了承受通货膨胀压力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按照中外贸易利润分配比例20比1计算，中国积累这1万5千亿外汇，同时为西方国家贡献了30万亿美元，超过200万亿人民币的利润。贸易循环还是损失最小的循环，金融领域的资本循环损失更加可怕，仅一个平安保险公司被英国人拿走，就损失了上万亿市值（按最高股价计算）的财富。可以说，如果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和资源耗费，都落实在中国人身上，13亿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可现在我们的人民仍然处于贫困之中，刚刚看到乌有之乡网站转贴的一篇报道，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女大学生，就餐卡一年全部消费只有8．35元，完全依靠吃食堂剩菜剩饭度日，学校电脑显示，最大的单笔支出就是每周去水房打一壶0．15元的开水。文章未看完已经泪流满面，甚至忍不住哭出声来，一边是外国人上万亿上万亿的拿走中国财富，一边是我们的女大学生在食堂拣剩饭度日！虽说50年代的日本人也有过拣剩菜剩饭的纪录，但当时日本人的困苦是为自己积累，而我们大学生拣剩菜剩饭却是在为外国人积累！ 就说这个已成为英资公司的中国平安，英国公司在美国次债危机中亏了钱，英国首相飞到中国来要补偿，中国平安立刻就要对中国股民融资1600亿去填窟窿。为了让那些昨天还是国企领导人的现任公司高管拼命为大英帝国圈钱，全部年薪都提高在千万元以上，这些仍然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公司高管，对中国投资者越来越穷凶极恶，1600亿的圈钱计划，把中国股市砸了个稀里哗啦，整个股市爹哭娘叫、血肉飞溅，可是公司高管仍然声嘶力竭地对媒体宣布：融资计划绝不改变！可怜走投无路的中国人啊，无论走到哪里，都如同孙悟空一样始终跳不出殖民经济循环圈的佛掌，即便你成功考上大学，也仍然要吃剩菜剩饭！即便你成功发了财，也仍然要在股市上惨遭外资洗劫！一次圈钱就是1600亿！1600亿是个什么概念？2006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总额才538.33亿，现在一个外资公司一次性地就要拿走相当于3年的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中国经济完全变成了极少数中外权贵富豪分赃的对象，这种经济对中国老百姓还有什么意义！不仅对当前一代人没有意义，更可怕的是还会掏空我们子孙后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源！有人总是担心统一台湾会遭受西方经济制裁，其实如果真的发生制裁反倒是件好事情，正好给我们一个改变殖民经济的历史机会，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经济模式，至少能为子孙后代保留一点发展资源。 再谈第二个问题，一旦中美交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会给双方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肯定回答：一旦发生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将会立刻陷入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崩溃！俗语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虚拟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使任何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九十年代以来，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殖民化发展，把中国牢牢钉死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让中国永远成为发达国家的打工崽，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把能耗大污染重附加值低的产业向中国转移，形成了中国实体经济迅速增大、西方国家虚拟经济迅速发展的经济格局。在和平时期，这种经济格局对中国是灾难性的，用跨国公司的话说，就是把利润、财富和资源统统拿走，把GDP增张的虚名和污染给中国留下。但是一旦发生制裁和冲突，情况就会完全颠倒过来，虚拟经济的财富完全是由心理预期决定的，一旦预期恶化立刻就会灰飞烟灭，此时只有实体经济才是真正的财富，特别是一旦发生战争，只有水泥钢铁等物质财富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而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财富会立刻化成一缕青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就如同金元宝和窝窝头的关系，平时竞争虚拟经济占绝对优势，创造财富的绝大部分都会被它拿走，如同是拥有金元宝的富人，而实体经济完全是白干，如同怀揣窝窝头的穷人；可是一旦发生灾难和冲突，金元宝就没有了任何用途，此时能够救命的只有窝窝头，无论平时金元宝和窝窝头的价值相差几何，劫难后能够活下来的肯定是怀揣窝窝头的人，而怀揣金元宝的人必死无疑。所以对中国来讲，经济制裁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目前这种风平浪静的大抽血，如果不发生任何事变地这样抽下去，中国很快就会枯竭衰亡。所以中国不应该害怕西方制裁，莫说是现在发生制裁的优势在中国一边，就是当初中国处于极端劣势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被西方的制裁和封锁吓住，当时毛泽东十分豪迈地宣告“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就什么都有了！”后来的历史事实完全演绎了毛泽东的豪迈论断：我们的确什么都有了。如果再次发生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就不仅仅是中国什么都有了的问题，而是整个中西方关系都会彻底颠倒过来！ 有人可能会担心美国会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国内的汉奸集团也这样恐吓我们，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可怕的。今天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已经超出了胜负的范畴，将意味着人类的整体毁灭，如果美国愿意成为人类公敌，把人类推向毁灭，那是它的事情，我们无须为它担心。人类能否毁灭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那不是中国单独一个国家能够避免的了的，我们所能避免的只是中华民族被肢解的问题，只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华民族生与死的底线问题，即便是战争加身也不能放弃的问题。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和平希望，我们也会全力避免战争。但是我们也绝不惧怕战争，一旦西方国家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就应该采取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逻辑，兰德公司关于台海战事给美国政府的建议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坚信，美国一定会用原子弹摧毁中国，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安全”。兰德公司给美国政府的建议也恰恰是我们给中国政府的建议：一定要让所有敌人相信，我们有能力把任何一个揿动核按钮的国家变成一片火海，绝不让其中任何一个人活着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为此，从现在起，中国部分经济就应该纳入军事化发展轨道，生产更多的核武器来捍卫我们国家的统一。 综上所述，目前我们捍卫国家统一可以说是占尽优势，唯一的弱点和劣势，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精英阶层的高官富豪、学者名流等，越来越多的亲属和财产流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感情上和利益上越来越和西方发达国家融为一体，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死穴。毛泽东最后搞文革，就是要全民演习克服这一死穴。如果不能克服这一死穴，所有的优势都会化为乌有。汉奸势力历来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死穴！目前没莫说是毛泽东的大文革，就是普京总统的小文革，也完全能够克服中华民族的汉奸死穴，实现国家统一，奠定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基础。 322劫难正在迫近，灾难性影响将超过九一八事变，杀鸡的最后时限已不容拖延，否则就会要么丢掉台湾，要么采用战争手段。写到此处我突然想知道，目前鸡在干什么，便上网浏览，发现类似平安保险等现在已被外资参股控股的几家原国有大型公司正在拼命砸盘，据说带头砸盘的正是平安保险，股价一泻千里汹涌暴跌，这种极其反常的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本来这些要在股市融资的公司应该托盘才对，为什么竟然违背自身利益疯狂砸盘？突然，一阵不祥预感滚过我的全身：杀猴！他们掀起涨价狂潮，以天量规模圈钱，推动股市暴跌，都是在故意激化矛盾，迫使政府动武，创造杀猴条件；如果动武成功，西方国家将顺利控制中国；如果动武引发内乱，就趁机肢解中国，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永久性解决中国问题”。 杀鸡，还是杀猴，中华民族到了选择的最后时刻！
4月16日 盛大林：偷税十年宗庆后交得起滞纳金吗？盛大林：偷税十年宗庆后交得起滞纳金吗？
盛大林 每日经济新闻 4月11日 高房价正在吞噬社会的灵魂高房价正在吞噬社会的灵魂 最近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说，房地产资源是稀缺而不可再生的，把当地的房子“贱卖”是一种犯罪。真的没有想到中国竟然有这样的政府官员，听了这样的话真叫国人之不齿。 在这里，我们先把几个问题弄清楚。一是房地产资源的稀缺性与不可再生性的问题。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这里所指的房地产资源的稀缺性与不可再生性就是指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与不可再生性，而不是指住房，否则就离谱了。 我们假定这位官员所说的房地产资源是土地资源。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土地有没有稀缺性与不可再生性？一般来说，任何地方的土地都是既定的，它没有多也没有少，因此它也就不存在稀缺性与不可再生性。土地多少关键在于如何来使用。比如，世界上人口密度较大的日本与香港，土地资源的紧张程度一定大于中国，但香港的土地开发已经持续200年了，但是香港已开发的土地仅占现在土地四分之一，仍然可以持续开发几百年下去。这就是土地的使用效率问题。很简单，住房可以建一层也可以建30层，可以容积率在1以下，也在5以上，关键是如何来使用土地。土地使用效率决定可利用的土地有多少。现在中国的土地利用并不在于多少，而在于不少官员借助土地公有制，滥用与浪费土地资源，为自己谋利。这些官员都希望借助手中的权力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把子孙后代的财富在短期内在自己耗费掉。这才是真正的犯罪！ 还有，这里房子“贱卖”的意义何在？什么叫“贱卖”或“不贱卖”？房子“贱卖”的犯罪又指的是什么？当一个居民家庭收入年均大约3万元左右的城市，房价上涨到8394元时，那么这样的房价就没有贱卖吗？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当地的房价收入比达以20倍以上，大于国际上3-6倍的6倍以上，从而使得当地80%以上的居民远离房地产市场。那么这样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就没有“贱卖”吗？其实，一些官员为了一己之利把当地房价极力地推高才是真正破坏整个社会和谐、才是真正的对抗中央十七大报告的精神根本所在。可以说，高房价正在吞噬着整个社会的灵魂。 十七报告鲜明地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这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奋斗宗旨。这也是我们整个经济工作发展的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因此，中国的政府就是民生的政府，就是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的政府。那么民生是什么？民生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就是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而住房是民生最为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以高价把绝大多数民众隔离在市场之外，那么我们这样的市场就有问题就得改进。最近，国内房地产市场政策就围绕着民生的住房做了根本性改变，各个地方都在朝民生的房地产市场方向发展，为什么还有地方官员竟敢对抗十七大报告精神而来推高房价呢？ 可以说，高房价不仅是为了这些地方官员的一己之利，更为重要的是正在吞噬着中国整个社会灵魂。因为，在土地公有制的情况下，由于土地公有产权的缺位，任何土地交易都面临着权力寻租的巨大风险。从最近披露来的一些贪污受贿大案要案来看，这些贪污受贿的犯罪行为基本上是与土地交易有关。从最近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位官员的犯罪行为来看，一般的交易活动受贿至多也是10万元了不得，但是土地交易受贿一次就可以几百万。可以说，房价越高，土地价格就越高，土地交易总额就越大，政府权力受贿的机会就越大。《财经》杂志近年刊出一些重大案件，基本上都是与土地交易有关。因此，极力推高房价正在腐蚀着政府官员、政府权力，侵害党的机体及毁坏整个社会风气。 还有，在土地公有制下的高房价，也一定会产生房地产市场的暴利。房地产市场暴利必然会导致国内企业及个人纷纷地涌入房地产市场来寻找暴利（无论是高科技企业还是一般企业都是这样）。这样不仅让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转型及产业结构无法调整，而且使得企业经营理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这种暴利的获得并不是市场使然，而是权力的结果。因此，企业要获得这种暴利，或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或是用钱来交易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成了房地产市场权力的附庸，而且不是市场主导者。 高房价一定会让绝大多数民众远离房地产市场。因为，在高房价下，尽管绝大多数民众的住房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由于他们支付能力有限，他们没有能力进入这种高房价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制造社会的冲突与矛盾，而且也会影响党与最绝大多数民众的关系，损害党在民众中的威信。 高房价，也是一种财富转移机制或税收制度。它制造了严重的财富两极分化。因为，在中国土地公有制下，通过高房价把广大民众财富越来越快地短时间内聚集到少数人手上。因为，高房价一定会驱使相应的权力更为泛滥地出卖公有土地，不少官员都会希望以最大化的方式在自己出卖更多公共土地资源。而这种通过权力的土地交易，也就是一种让社会的财富短时间内转移到少数人手上，则让广大民众利益受巨大伤害。比如，承受高房价的负担。还有，高房价也会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等等，等等。 总之，高房价正在吞噬中国社会的灵魂，希望我们社会对此有足够的警惕。不要为一些假象所迷惑。
我用算式计算出：“藏青会”＝恐怖组织我用算式计算出：“藏青会”＝恐怖组织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g/2008-04/11/content_6610014.htm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做到这一步很难啊，因为要做一件我平常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去剥另外一个人（“藏青会”）的衣服，搞不好被判个“性骚扰”，麻烦大了去了。哈哈。但是，我又剥的理直气壮，毫不畏惧，只要是问心无愧。今天，我们就来用古老的算式分解一下。 （外皮和面具）＋（恐怖和血腥）＝真正的“藏青会” 这个方程式很简单，打眼一瞅，就明白。这个方程式也很难，让很多的聪明睿智的人不知所以然。 1.外皮和面具： 1970年，“藏青会”成立，当时是以所谓“民间组织”的面目出现的。如果他敢明目张胆的说：“我就是恐怖组织”的话，还有人敢追随他吗？除了他们的走狗。当然不会有。还有什么他们的什么“雪山狮子旗”，用了我们纯洁的雪山，我们正义威猛的狮子，真的能够迷惑一部分我们的善良的人啊。2008年1月4日 “藏青会”、“藏妇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7个“藏独”组织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并上网传播。这份所谓的倡议书提出，“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是“一项西藏境内外藏人参加的全球运动”，该运动是“通过唤醒、协调西藏境内 的行动给中国制造危机”。这就更加玄了，什么样的“运动会”冠以“人民大起义”的帽子？难怪国际上，甚至国内一部分人，被迷惑的不行。 尽管“藏青会”的外皮很薄，但是它又软又粘，剥起来很是不容易，还有点恶心。 算式一：所谓“民间组织”＋ “雪山狮子旗”＋“ 人民大起义”＝？ 2.血腥和恐怖： 这一点已经实实在在的摆到我们面前了，不由得你不信。“藏青会”成立之日起骨子里就是“西藏完全独立”的火药。"藏青会"自成立起就全面进入“西藏流亡政府”。 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说：“恐怖活动可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藏青会”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的中执委会议，一致通过“立即组建游击队秘密入境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藏青会”还就人员、资金、武器购置等制定初步计划，并拟从中尼边境偷渡，秘密潜入境内。“藏青会”的头目称，为了彻底胜利，他们已经准备好至少再牺牲100名藏人。乖乖，那人做炸弹，做炮铜，做烟灰，真是大方，他以为他是女娲啊，想造几个人就造几个人吗？我们想到了“黑寡妇”， 拉登们、“东突”们，“肉弹”们，“9.11”们…… 算式二：丹增曲杰＋达兰萨拉执委会议＋人员、资金、武器购置计划＋100名藏人＝？ 70年代利用中国中央政府同意达赖派人到西藏参观访问，而借此在拉萨等地进行“西藏独立”的煽动；80年代在拉萨制造的一系列严重骚乱事件；90年代初狂妄叫嚣“再过5年或10年西藏就会实现独立”；90年代末制造的禁止供奉“杰钦多吉修丹”护法神事件；达赖集团“藏青会”在今年“3·10”声明中明确叫嚣，“永远不会放弃争取西藏彻底独立的斗争”；直至今日的 拉萨“3·14”严重打砸抢烧事件。 算式之三：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008年＋……＝？ 近年来，“藏青会”连续举办包括“爆破技术培训班”在内的各种培训活动，以训练恐怖分子。据2007年达赖集团自己透露：“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北美举办了第八届“解放西藏行动营”，称已培训了450名恐怖骨干。今年3月14日付诸行动，在拉萨制造骇人听闻的恐怖暴力事件。紧接着，在四川阿坝与甘肃甘南地区也分别发生打砸烧抢事件。暴徒们呼喊着“西藏独立”的口号，打着“西藏流亡政府”的旗帜，闯入政府机关、警察局、医院、学校、商店等，肆意烧杀抢砸。在这起事件中，他们砸毁车辆和公用设施，烧毁民房、商店和学校，极少数人打伤以至致死无辜群众，手段十分残忍。近千户商铺多所学校及医院受损，损失近2.5亿元，400群众死伤。 算式四：爆破技术培训班＋“解放西藏行动营”＋450名＋拉萨暴力事件＋2.5亿元＋400群众＝？ 近日警方根据僧人和群众的举报，在西藏等地部分寺庙里缴获大量进攻性武器。这些武器是从寺庙殿外的僧舍中缴获的，其中包括枪支178支，子弹13013发，刀具359把，炸药3504公斤，雷管19360枚，手榴弹2枚。3月10日以来，我国18个驻外使领馆相继遭到“藏独”和国际“援藏”组织人员的暴力冲击。 算式五：178支＋13013发＋359把＋3504公斤＋19360枚＋2枚＋18个＝？ 算式一＋算式二＋算式三＋算式四＋算式五＝“藏青会”是恐怖组织估计我要被提名诺贝尔数学奖了。可是藏青会，脱下了你的面具和外皮，你只有血腥和恐怖。
4月10日 为什么会出现飞行员“绑架”乘客事件。为什么会出现飞行员“绑架”乘客事件。
作者：比尔 编辑：知识银行和戴维评论 知识银行http://knowledgebank.spaces.live.com, http://knowledgebank.blog.163.com, 戴维评论http://davidsun.chinavalue.net,
最近东航云南分公司飞行员集体返航事件经媒体暴光后引发了全民公愤。人们无法想象居然会出现飞行员拿乘客生命安全为砝码为了向公司谈判个人利益。 有人说这次飞行员集体返航事件是罢飞行为。何谓罢飞？罢飞解释很清楚：就是制造各种理由拒绝飞行。 而这次集体返航事件是飞行员运载着乘客飞到了目的地，然后故意不下降着落，又飞回了出发地。从现在的媒体报道原因分析，这种人为故意返航的目的是向航空公司示威来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这种行为与绑架有什么区别？只是被“绑架”的乘客当时不知道而易。这是拿乘客生命作为争取自己利益的砝码。 众所周知，全世界的航空飞行和轮船航行都一个共同的规则就是：当航行中的飞机或者轮船发生危险时如着火或者其他突发事件，机长和船长必须最后一个离开飞机和轮船。为什么会制定这样的规则，目的很明确就是：飞机上的机长和轮船船长必须首先保证乘客的安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切断机长和船长自己先逃生的愿望。这是一条千年流传世界公认的公理。 可是今天却出现了飞行员利用职务之特权，竟然拿乘客的生命安全来要挟航空公司，要求自己更优厚的经济利益。这种行为与恐怖分子的绑架行为有什么区别？显然这种行为不仅仅是绑架了乘客？更绑架了国家法律尊严？绑架了国民的道德标准？ 飞行员从全民打工者的收入待遇看，已经享有很高的和令人羡慕的待遇，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类似恐怖分子的绑架行为呢？ 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足球恐怕就容易理解了。中国的明星球员和名牌教练为了经济利益可以用踢假球来绑架中国的球迷的信任和中国足球的法规，甚至中国体育的法律和形象。结果是踢假球的明星们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享受着富裕的生活。这就是今天中国足球水平越来越差，足球明星收入越来越高的根本原因。 再看看中国的房地产，商业贿赂泛滥和房屋质量低劣是房地产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可是看看中国富豪榜排名前例就会知道，房地产行业孕育了多少富豪？这种用圈地废地的城市发展模式绑架了中国经济的粗放低劣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今天中国经济优化转型的结构调整难以实现。 飞行员与国有航空公司的矛盾已经有几年时间，今天飞行员的集体返航事件只是其中之一。为什么今天的飞行员敢于挑战国家的法律尊严，敢于挑战公民道德观念？直到今天飞行员仍然是高收入的群体，难道他们就不怕失业吗？ 现在这些飞行员背后有没有强大的支持力量。假如仅仅处罚这些飞行员，开除这些飞行员，能解决根本问题吗？中国飞行员绑架乘客事件，罢飞事件能够杜绝吗？中国足球和中国房产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 我们非常赞赏第一位报道这次事件的记者，因为他[她]的报道，让累积几年的飞行员危机彻底暴光，从而出现了一丝解决中国航空飞行安全危机问题的可能。希望这次解决能够彻底，不要中国重蹈足球和房产的覆辙。
知识银行http://knowledgebank.spaces.live.com, http://knowledgebank.blog.163.com, 戴维评论http://davidsun.chinavalue.net, 2008年4月10日星期四 4月9日 中国如何应对世界经济、金融、政治一体化中国如何应对世界经济、金融、政治一体化 沈思玮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72&articleId=8072， 一、国家强大才能带来国家安全 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走出的人类主宰了这个星球，却永远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皆因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欲望，人类的冲突不可能避免。 虽然以单个人来看，人已经具有了良知、忍让、勤勉等优良品性，这是因为任何个人对于整个人类之微不足道。而观诸各种利益群体，“群体兽性”有过于动物界无不及，只是以更为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全球第一经济强国，一方面是由于流淌于中国人血液之中的和谐文化，另一方面是由于农业社会人均产出在几千年里停滞不前。此时，经济的强大取决于人口数量，而人口的数量又取决于社会稳定。 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人口数量不再是决定经济强弱的唯一因素。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无限扩张能力，使得“丛林法则”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在这个星球上扩张。从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到为了争夺资源与发展空间的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残酷。 近代以来，中国因为远离工业革命的中心，以及清政府的闭关锁国，被西方列强远远抛在后面，沦落为列强们刀俎上的鱼肉。于是，“强国”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内心的呐喊。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性的战争已经六十年没有发生了。在许多人善良的看来世界和平将会一直延续下去。笔者并非穷兵黩武之辈，只是要提醒人们“利益的冲突”是人类永恒的冲突，正如丘吉尔的名言：“英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著名战争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政治即是利益。 资源有限性与人类欲望增长无限性的矛盾是社会群体冲突的根源，“群体兽性”比动物界的“丛林法则”更为残酷，只是更为隐蔽而已。所以，国人应以强国为己任。那么如何走向强国之路呢？ 二、应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中央集权 现在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建立普选制的直接民主，这一观点在高等院校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很有市场。这一观点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九十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腐败，而教科书上说，根除腐败的根本手段是权力制约。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不然。 笔者以为，固然权力制约可以消除腐败，但在腐败横行的社会条件下直接民主只可能更糟。再者，存在外部干预的条件下，直接民主制度也会导致恶劣的结果。我国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相反地，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指出，中央集权可以有效地抵御外国的干预，而地方权力制衡下的国家却往往被外国势力所干预。这可以从诸如拉美民主化下的腐败，东欧“颜色革命”后的动荡中可以得到验证。 伊拉克战争的表面理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际上是美国借推行民主价值观以干预中东国家，所谓“民主安全论”是其理论基础。只是因为面对的是一个宗教国家，美国才遭受失败。马基雅维利指出：“宗教国家是不可战胜的”。 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价值观是推行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的三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其本质是消灭国家与文化的多样性，是让其他所有国家成为美国的第N个州。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人赞同，因为他们觉得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美国是人类最为完美的民主制度。其实大谬不然。 完善的民主制度应该按照各个群体的力量来分配其权力，可以说是普选制直接民主的理论基础。但心理学、行为学的许多研究揭示，人们因为受到外在影响而作出决策，甚至无法确切地了解此决策的后果。譬如，陈水扁从依靠“两颗子弹”赢得大选，到后来声势浩大的倒扁浪潮，雄辩地证明了民众观念、行为的前后不一致。 所以，笔者认为不可能存在完美的政治制度，而一个好的民主制度应该做到学者、媒体、立法、司法、行政五权分立。何谓学者呢？学者是指具有独立、执着、良知，有专业成就的人士（现在的许多“学者”其实是伪学者，窃居其位而已，本人向不敢以学者自居，实在是很难达到学者的标准），学者的重要性反映了国家治理不能超越一般道德。媒体既传播学者的专业理念，也传承其道德精神，还连接大众的利益、需要与感受。学者与媒体的道德应该卓然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当下美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的质疑在于媒体独立性的丧失与学者的被边缘化。 马基雅维利指出，如果存在腐败任何法律都失去意义。也就是说如果缺乏社会道德，法律的作用大大受到限制。以是观之，“胡温新政”的本质是重建社会道德。从“科学的发展观”、“和谐社会”、“新三民主义”、“八荣八耻”都是继承与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精神。从历史上看，太平盛世都是道德复苏、文化复苏的自然结果。 笔者以为，精神层面欠缺只能通过精神层面来解决。为了推动中国道德文化的建设，必须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只有强力的中央集权才能纠正经济发展中的偏差，才能重建社会道德。所以，在一定时期，我国应该加强中央集权。在社会道德出现比较大的改观以后，在国家强大之后，公民的权力可以逐步扩大，我国代议制民主制度可进一步得到完善。 三、产业竞争力是强大国家的支柱 我国经济27年来保持年均接近10%高速增长的内因是建国30年的积累，以及随后的改革开放，外因是90年“华盛顿共识”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九十年代兴起的IT革命。我国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发展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利用，在全球开创了一个外商直接投资大发展的新时代。但应该看到，外国目前出口额的70%份额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包办的，可见我国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依赖。与此同时，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大大高于国内资本的投资收益率。 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与外商投资企业资密切相关的。我国得到外商投资青睐的主要优势：一、中国低成本高产出的劳动力资源；二、中国低成本的能源结构；三、对于环境污染的忽视。以低成本能源结构为例，我国一次性能源比例中煤炭占70%，世界平均水平是25%，目前的油价与煤价之比是10：1，而原油的热能与煤炭的热能之比只有2：1，使得我国电力的价格仅仅只有国际水平的一半。在这种比较优势下，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大量向我国转移，导致我国原材料、能源极度紧缺。地方政府不加保护地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极大地耗费了国家的资源存量，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不断攀升的贸易顺差不仅成为国际上打压中国的借口，也形成推动人民币升值的持续压力。相反地，我国出口的初级制成品出口价格往往只有进口高级制成品的几分之一。以是观之，中国出口顺差越大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越脆弱。当然，目前中央政府已经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譬如有色金属征收出口关税，禁止高污染的加工贸易等，无疑都切中时弊。 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国除了资源性产品外有哪些产品出口能够保持较高的利润呢？有多少高利润出口企业？这个问题可谓是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剑。笔者认为很少。也就是说经过27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我国仍然极少拥有世界级的企业，反映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仍然是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释放型的增长与技术资源扩散性增长，与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发达国家的差距巨大。 在经济一体化时代，经济的渗透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一国不可能长期通过资源耗费来获得经济增长（俄罗斯计划在2015年后实现石油零出口，可为中国借鉴），必须通过产业竞争能力的提升来达到经济长期增长的目标，产业竞争力是指拥有一群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中国企业竞争优势缺乏是发展模式所决定的，也是由于政府、金融政策失当与支持不够所造成的。 总之，在资源稀缺冲突不断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强大是产业竞争力的强大，就象日本、韩国的汽车产业，美国的计算机与软件产业。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是我国当务之急，而产业竞争力提升之道需要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联合支持。 四、金融自主性是国家安全的保证 金融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光荣与罪恶的显明分歧，既有“威尼斯商人”、“郁金香泡沫”的血腥，也有“罗斯福新政”的光荣。可以说，有什么样的金融就有什么样的产业，什么样的国家。金融的要义在于支持什么，抑制什么。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时代，金融也是仅次于战争的手段，因为金融是最直接的利益。如八十年代欧洲国家曾向美国表示要减少美元储备，美国明确表示这是一个战争行动。而从历次拉美金融危机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美国都获得了极大的利益。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金融对内应该服务于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国家战略，对外应该实现金融自主性以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 从实现产业竞争力提升而言，资本市场是重要的工作平台，而中央汇金公司应该是这个工作平台的主角。最近，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指出中央汇金公司应该仿照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无疑是正确的，但笔者强调应该以战略性代替收益性。中央汇金公司的任务不能等同于社保基金，而应该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需要。具有产业升级可能的公司可以通过向中央汇金公司定向发行股票来低成本融资，此模式可以绕过金融一体化下的一些规则限制。 从实现金融自主性来看，过度依赖于国际资本市场是危险的。此外，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人民币资本项目的适当限制是必须的。国际金融理论界有一个“三难选择”，就是任何一种汇率制度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自主性、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稳定的目标。笔者认为一方面同时实现未必比不实现更好，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定的策略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同时实现。 比如说，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会带来外汇储备过多，基础货币投放过量，带来信贷扩张，以致产能扩张，经济过热。笔者以为，只要央行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等额回笼就可以解决，如果担心干预成本过高可以将存款准备金利率降低到零，如果因此造成资产价格膨胀，可通过财产税来抑制。 总之，只要有强力的中央集权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而欲形成强力的中央集权，须以强国为战略目标。 注：本文写于2007年2月
4月8日 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 http://blog.sina.com.cn/zhl001
3月30日 劳动力成本提高是经济发展的阻力还是动力？劳动力成本提高是经济发展的阻力还是动力？
作者：比尔 编辑：知识银行和先见策划和戴维评论
知识银行http://knoweldgebank.spaces.live.com, http://knowledgebank.blog.163.com, 先见策划http://foresight.spaces.live.com, http://foresight.blog.sohu.com, 戴维评论http://davidsun.chinavalue.net,
最近偶然读到童大焕先生一篇文章名为[你听说过居然怕人民富裕这件事吗？]，触动很大，发人深省。文中童先生对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物价高涨和通货膨胀问题的深刻论述，以及对政府官员关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观点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让人钦佩，更让人感到痛心。 钦佩的是童先生正确指出了中国今天所发生的物价高涨和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真实原因：不是劳动力成本提高造成的，而是贫富差距过大，少数富裕阶层资本过多到处流动投资购买，从而抬高了商品物价和资产成本；他还一针见血批评了政府官员担忧劳动力成本提高，政府开支增长远远超过民众收入增长，民众公共福利开支太少，这种发展模式结果可能造成老百姓无法富裕起来。 痛心的是难道中国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真的无法解决？中国经济社会没有更好的发展方式？没有让全体民众共同富裕的方式？ [建议大家去认真阅读一下，地址是http://tdh318.blog.sohu.com/82659268.html]。 读了童先生这篇文章，思考了几天，在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劳动力成本提高是经济发展的阻力还是动力？” 众所周知，劳动力成本提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民众的收入和福利提高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那么劳动力成本提高或者说民众收入福利提高究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 对于企业而言，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似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从而导致企业产品成本提高，最后导致产品价格提高。然而，事实上企业成本提高因素有很多方面，比如原材料成本、内部经营管理成本、营销推广成本和货物运输成本等等，劳动力成本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为什么今天中国企业老板们普遍认为劳动力成本提高会降低他们企业的竞争力，会阻碍他们的发展呢？根本原因是他们的企业发展方式存在严重问题，他们只是将劳动力当作简单的工具，甚至劳动力的工资价格还不如工具。企业竞争一味依靠价格竞争。 从欧美发达国家优秀企业发展经验看，比如微软、谷歌、麦当劳、可口可乐、苹果电脑、诺基亚、索尼等等企业，劳动力成本提高不仅不是企业发展的负担，而且是企业发展最重要动力。事实上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和发展动力是企业员工，无论是企业管理层员工还是一线普通员工，假如没有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产品生产质量、品牌服务和创新能力都无法得到保证。一个企业如果想拥有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不加大员工的投入是不可能实现。这种投入包括理想的工资和福利，也包括员工的各种教育培训。今天中国大多数企业只是将员工当作一颗简单的工具使用，用旧了就自动淘汰废气，这种企业怎么可能有竞争力？ 因此劳动力成本提高或者叫劳动力收入福利提高绝对不是优秀企业发展的负担和阻力，相反是这些优秀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对于社会而言，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代表劳动力的收入和福利提高，老百姓才有可能实现富裕。老百姓收入和福利提高了，老百姓的消费就会增加，民众需求增加了，经济就发展了。另外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高素质的民众，这个国家也不可能得到进步和发展。要培养高素质的民众，政府就必须有高投入，比如教育投入来提高民众知识水平，比如医疗和体育投入来提高民众身体素质等等。 还有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每个人的生活福利，让人们实现富裕和幸福。 因此劳动力成本提高不应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阻力，而应该是发展动力。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中央政府开始强调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转型，这种转型我们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是如何提高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和福利，如何提高民众的素质，缩小贫富差距，让全体民众早日实现共同福利。
知识银行http://knoweldgebank.spaces.live.com, http://knowledgebank.blog.163.com, 先见策划http://foresight.spaces.live.com, http://foresight.blog.sohu.com, 戴维评论http://davidsun.chinavalue.net, 2008年3月30日星期日 3月28日 邓小平对后人的10点警告邓小平对后人的10点警告 2008年03月28日 10:22央视国际 http://news.ifeng.com/history/2/shidian/200803/0328_2666_466257.shtml
警告一 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 年P161~162）
警告二 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1990 年P364）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 年P229）
警告三 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 年P123） 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P139） 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P110~ 111）
警告四 20世纪末，就应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 年P373~374）
警告五 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 年P65） 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 1984 年P77~78）
警告六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 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 P43）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85年P145）
警告七 如果教育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误大事，应要负历史责任 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责任。 ……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于发展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或者口头上承认教育重要，到了解决实际问题时又变是不那么重要了。……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1985 年P120~121）
警告八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P380）
警告九 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86 年P160）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 P164）
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1987年 P202）
警告十 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1986 年P176~177）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 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 年P237~240） 摘自《邓小平文选》
3月26日 你听说过居然怕人民富裕这事吗你听说过居然怕人民富裕这事吗
童大焕中国日记 http://tdh318.blog.sohu.com/82659268.html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3月2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发言中就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要采取的对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人民网3月22日）
谢伏瞻关于宏观调控短期政策的一个观点令我非常吃惊。他说：“……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在一个非常正式的论坛上，从一个政府高官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观点，令人不免有两个怀疑：其一是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和机构把通胀的原因推给了尚未或者刚刚发生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其二是我们的一些政府和官员居然怕人民富裕起来，至少在他们眼里，遏制通胀是比人民富裕幸福更重要的事。
为什么会发生通胀？自然有国际原油、粮食等价格上涨等原因，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所谓流动性过剩，而流动性过剩归根结底是因为普通老百姓收入太低，社会贫富差距太大。经济增长的成果绝大部分被政府和少数垄断等利益集团独享。他们的余钱太多，到处“抢食”资产，导致价格一番番上涨。中国的股市、楼市为何会有超出几十倍市值的疯狂，原因也许就在此。诚如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所言，我国宏观调控不灵根源就在于收入差距过大。他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顺差过大，这些问题年年在谈，宏观调控也是年年都在做，这其中的深层次问题说明，我们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合理、越来越两极分化。
在过去“两头在外，污染和低工资在内”的经济结构之下，中国普通老百姓事实上受到的是三重剥夺：第一重，是直接的低工资剥夺；第二重，是污染和环境破坏最后的成本要由他们来承担的健康、生命和其他财产损失的间接剥夺；第三重，是通胀过程中，普通劳工阶层和农民没有可以保值增值的资产，手中可怜的货币又不断贬值的间接剥夺。
众所周知，国人的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连年下降而政府收入飞也似增长，已是一个举世皆知的“秘密”。这并非一个国家的光荣。而在通胀过程中，最大的获益者是政府和有产阶层，前者相当于间接增税；后者则有资产增值保值。在此情形下，应对通胀最应该做的，一是政府应该拿出财力，通过直接补偿和建立健全全民社保等间接方式补偿城乡低收入阶层；二是提高劳动者工资，提高劳工阶层应对通胀的能力；三是通过大幅度减税直接还富于民。此时提“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岂非有南辕北辙之嫌？
有人说2008是宏观调控最难的一年，但我要说，如果我们在上述几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并且迅速形成有效的税收和公共财政体制，今后的我们，年年都可能是“最难的一年”，甚至有可能越来越难。
2007年中国GDP增长11.4%，经济总量超过24万亿人民币；同期财政收入达到5.1万亿，同比增长高达32.4%。如果再算上国企利润1.62万亿、罚没收入1.67万亿、土地收入1.2万亿、社保收入0.8万亿等等“预算外收入”，中国的财富增长43%跑到政府财政的腰包中去了。但是2008年国家庞大的预算指标为：全国财政收入58486亿元，比2007年增长14%；全国财政支出60786亿元，比2007年增长22.6%，由此预算草案保持了1800亿财政赤字。这1800亿元赤字，虽说主要是增加到教育、农业、社会保障领域等公共财政领域，包括今年将安排“三农”支出5625亿元，比上年增长30.3%；教育投入1562亿元，比上年增长45.1%；其余诸如科学技术、医疗卫生支出增长25.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都增长25%左右。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行政事业费用为2655.4亿，增长14.3%，是预算草案报告各项支出中增幅最小的一项。但由于高达5万亿元的收入没有进入这个国家预算的盘子，事实上都成了各级政府的自由支出，可以预见的是政府支出增长仍将一路领先！而那些哪怕原本用于“民生支出”的，相当一部分也会“沉没”在官僚体系内部。最极端的例子是：某省省市两级政府部门曾将中央下拨的5900多万元移民迁建款截留99%，最后发到群众手中只有区区50万元（《公益时报》2006年1月10日）！
这就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18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立下铿锵誓言：“在这（未来）5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但如果没有民主的税收和财政体制，不能把政府权力和与预算内收入“比翼齐飞”的有中国特色的庞大“预算外收入”一齐关进法律的“笼子”，未来的路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3月4日 一批新面孔即将进入中国国务院高层一批新面孔即将进入中国国务院高层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 北京时间2008年3月4日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周将举行年会，会议预计将重点审议国务院一系列高层人事任命，并讨论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此次政府机构改革至少是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中国政府旨在通过这些改革更好地应对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诸多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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